“中国之治”的艰辛探索与成功奥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逐步形成、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和巩固发展起来的科学制度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的实践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积累宝贵经验、奠定重要基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患内忧，四分五裂。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志士仁人尝试了各种制度变革。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议会制、总统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为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创立了人民政权，开始了新制度、新治理的探索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完善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

　　1931年，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我们“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区、县、省和全国五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认真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和民主制度。

　　1948年至1949年间，毛泽东同志集中论述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特别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制度蓝图。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人民军队和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交政策等内容。这一共同纲领在当时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历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才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才能真正确保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建立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现了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变革

　　新中国建立伊始，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这是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后，在全新的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时，进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改革封建婚姻制度，全面禁止黄赌毒，确保了社会秩序，净化了社会环境。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中国有计划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正式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为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

　　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

　　总体上看，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我们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采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家结构形式，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系，实现了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领域的伟大、深刻变革。

　　它为新时期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新探索、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

　　1978年，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各方面的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由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生产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特别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党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复杂局面，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同时，谋划加快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低潮，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在这一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同时，邓小平同志吸取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强调完善、巩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明确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他预见，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我们党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深刻教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同时，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达到新的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改革、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立国家监察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总之，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体系，是“中国之治”取得显著成就的奥秘所在，也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