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献边疆 英名勒天山——甘祖昌将军新疆工作轶事

　　1955年首批授衔的共和国少将甘祖昌，1949年9月随王震大军和平解放新疆后，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财务部部长以及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虽然仅在新疆工作生活了7年，却为驻疆部队的后勤保障以及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逝世21年后的今天，其许多事迹依然被新疆各族军民广为传诵。

　　呕心沥血为养财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包括进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两军和由三区民族军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以及由驻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官兵总计达20多万。当时，为了不给经济落后、物价飞涨的新疆地方增加负担，在1950年上半年以前，甘祖昌总是乘坐飞机，每月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北京往返一次，将中央支援新疆的银圆运回来，以保障部队的各项开支。每当他望着那一箱箱白花花从中央银库里紧缩而来的银圆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而要尽快摆脱这种吃“皇粮”的被动局面，除了积极响应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部署广大官兵挺进天山南北开荒种地以外，还应想方设法广辟财源。于是，在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代理政委王震的精心筹备下，以新疆军区第一参谋长张希钦兼主任委员的军区直属部队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军人合作社”)于1950年4月23日正式成立。

　　不久，足智多谋的王震又有了新的设想。有一天，他在同甘祖昌谈到如何养财聚财的问题时说：“改变经费拮据的局面，只有把合作社办好。要办好合作社，只得集众力于一事。这就是靠大家省吃俭用，把节余下的钱存入合作社。一个人存一点，人多了，存的钱也就会积少成多。我们拿这些钱就可以买机器办工厂。到那时，建设新疆就有了经费。指战员也有了成家立业的基础。”

　　甘祖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王震那亲切而又睿智的谈话声依旧回荡在耳际，感到心胸敞亮。他情不自禁地捧起那本十分熟悉的财务账簿，凝视着那一串串密密麻麻的数字想到，目前在合作社的股金中，公股高达90%，个人股很少，如果发动全体指战员积极参股，就会产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效应。主意已定，于是他便将财政科长王化明等找来，欣喜地对他们说：“部队要普遍成立军人合作社的报告已经批准，这可是‘未战养其财，战将养其力’的大事。我们办合作社的方针是生产为主，供销为辅。目的在于节约储蓄，积累资金，为指战员服务，为新疆经济建设服务。你们赶快把王司令员批准动用原来一兵团的家底——黄金11000两，按部队后勤供应实力分配下去，与此同时，将一部分供给经费通过军人合作社积累起来。1950年全疆部队人均按50元(第二套人民币)投入合作社，总计1000万元。这些就是我们开创军人合作社事业的基金。”

　　迪化、伊犁、塔城、奇台、吐鲁番和焉耆很快就建立起6个分社，各部队所属团以上单位也相继成立了军人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其网络几乎遍及全疆。与此同时，甘祖昌还组织制订了合作社管理办法，下发到团以上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使这项工作更趋制度化、规范化。

　　由于军人合作社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故而在生产红利的分配中能够切实做到公平合理，其中40%为生产者(社员)所有，其余为部队所有，既使部队自给，又让个人得利，可谓一举两得。其个人所得，或自己留用、邮寄回家，或存储合作社，可自行决定。从而使分散的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转变，其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蒸蒸日上。至1951年底，各级合作社总数达121个，社员达143714人。下属经济实体单位593个，职工达5060人(内含干部2086人，战士2479人)，其中门市部12个，运输单位2个，医药经营2个，货栈1个，手工作坊工厂459个。各级合作社的经济实体包括手工业作坊、煤矿、盐场和牧场等，直接生产并销售、供应产品。次年，根据中央《关于整顿新疆财经工作的指示》，在新疆军区移交新疆省的折价总值26254万元人民币的工农牧等各项事业的固定资产中，军人合作社的资产折价即占130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新疆八一钢铁厂、新疆七一棉纺厂和苇梁湖电厂等在内的一大批固定资产，构成新疆现代化工业的雏形和基础。

　　为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壮大，甘祖昌整日东奔西走，早出晚归，以致警卫员、司机老是在背地里嘀咕：“甘部长啥时候才能歇一会?总是没夜没日地忙。财聚够了，这台车也报销啦！”

　　“张英明政委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我哪能让他一个人操劳?不这样，合作社哪有东西卖?没有了商品，哪来的钱！”对于手下人的“意见”，偶有所闻时，甘祖昌就笑眯眯地这样解释。

　　1951年1月30日，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隆冬季节。这天深夜，当甘祖昌冒着纷飞的大雪，乘坐吉普车到军区一个合作社检查落实完工作返回迪化时，由于敌特事先将归途必经的一座桥破坏了，其痕迹为大雪所掩盖，故而导致吉普车翻下河沟，甘祖昌的上腭骨和嘴唇被撞裂，头部受重伤，鲜血洇红了一大片白雪。

　　在医院里昏迷了一天一夜的甘祖昌，一经抢救苏醒后，就伸出手去抓床边的电话——他想挂“军区后勤部”，但却发不出声。特护护士情急之下一把抢过电话：“甘部长，您是重伤，千万动弹不得，刚有一点转机，怎么能这样活动呢?”

　　不久，甘祖昌的病房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8个月后，他头部的外伤虽然痊愈，但因战争年代他的脑部曾两次受到枪伤，这次又被震伤，故而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弄得他常常头痛头昏，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以致不得不一次次地被送进医院。军区考虑到他的健康，便强行安排他去内地疗养。在内地，每当他看到热火朝天、蓬勃发展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总是难抑激情：“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多么需要共产党员啊！我怎么能静静地休养呢?”为此他一再急切地要求恢复工作，军区不批，他就直接找老首长面谈。王震建议他到农场去种点果树，干点轻微的活儿，以利于身体康复。

　　甘祖昌恳切地说：“在新疆部队农场劳动是好，就是在农场工作的人，都是过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会对我照顾太多，结果什么劳动都搞不了。还是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好。”此后，他在1955年至1957年间，三次向军区党委申请要求解甲归田，返回故乡江西莲花务农，最终于1957年7月得到批准。

　　钱粮大战巧运筹

　　新疆的农业生产力本来就很低下，加之投机商们乘机囤积粮食，大发横财，致使和平解放之初，新疆地方的粮食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尽管新疆军区后勤部多方没法，甚至从外省购进，但驻疆部队仍一度面临着断粮的威胁。与此同时，迪化居民也陷入同样的困境，当时地方粮库(店)的储量，仅够供应3天。迪化以少数民族市民居多，其社会稳定是一个事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大问题。为此甘祖昌经请示王震同意后，将市民不习惯食用的高粱面全部按市场销售价收购，然后分拨给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军区直属部队食用，同时将已供应部队的仅有的面粉，全部收回上交迪化粮食部门，向市民销售，由此缓解了市民供应的燃眉之急，赢得了民心。

　　为了缓解粮食紧张局面，按照王震的部署，甘祖昌组织了4个工作组深入北疆产粮区调查粮源，并清理出原国民党仓库的存粮。他亲率其中一个工作组，或骑马或徒步，顶冒雪、走村串镇，历时20多天，终于摸清了粮食、畜产品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就地借购、换粮的办法：一是向巴依(指地主)借粮；二是以货易货，用茶叶、布匹与老百姓换粮。此计为王震等军区首长首肯，军区很快就派出400人的购粮队进驻北疆的沙湾、绥来(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阜康、吉木萨尔、奇台等地，征粮562万公斤，换粮100万公斤。甘祖昌还专门从苏联购进500辆载重汽车，承担从南疆产粮区往北疆调运粮食的运输重任。通过上述一系列努力，初步稳定了全疆的粮食市场，保障了驻疆部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粮食供应，使一些敌特、反动分子“只要控制了粮食，就能置共产党于死地”的幻想归于破灭。

　　1950年3月，因新疆各级地方政权和国营贸易部门尚不健全，人民币还无法进入市场流通。为此，驻疆部队奉命担负起人民政府一时还无力去完成的工作，要在稳定金融、平抑市场方面发挥作用。作为新疆省和新疆军区财经委员会成员，甘祖昌在王震的领导下，精心组织了新疆当代财政史上的一场重大斗争。他派人将中央援助新疆的5汽车银器首饰送入铸币厂铸造成银圆，同时又从军区仅有的机动银圆中挤拨出47万块，把两者计49万块银圆分配投入到迪化和喀什两个地区，发起了一场打击破坏非法金融活动的“银圆大战”。

　　这一天，所有“参战”人员一律着便服，扮作商人、伙计和普通市民，提着塞满了银圆的鼓鼓囊囊的提包，来到迪化的南门马市和位于现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处的市场上抛售银圆。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当投机商们高喊着“银圆涨价了，每块售新疆币82元，每两黄金兑换银圆价92～120元”时，“参战”人员便与之针锋相对，奸商涨价，他们就降价，致使每块银圆最后跌为30元，彻底将奸商击垮。然后，甘祖昌建议由省政府发布通告，明令禁止金条、银圆在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同时规定将人民币和新疆币作为新疆在过度时期的合法货币。尔后再逐步收兑新疆币，最终使人民币成为新疆的唯一货币。这一措施被采纳后，效果很好。

　　节衣缩食度难关

　　1950年4月的一天，在军区后勤部的一个简陋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由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和供给部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联合办公会议。会议首先由甘祖昌向王震作汇报，他说：“现在，我们供应不足，经费困难。需要勤俭办一切事业，节省为本，尽量使用有限的军费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我就改革被装供应做过精确的计算，还到被服厂详细了解过军服用料情况，连一套衣服要用多少棉线，怎样裁剪省布料，我都做过计算。因此，我琢磨了一下，全面实行节衣缩食的‘缩减法’：除了粮食执行军区已经规定的节约指标外，被服也要实行节约。”

　　他心情有些沉重地“唉”了两声，又继续说道：“我们的布匹很困难，我想请求改变军服制式，军衣口袋4个改为2个，衬衣领子上的翻领去掉；鞋子、帽子不用里子，能继续戴的就不发新的。这样，按20万件计，衬衣节约布10万尺，单衣节约布30万尺，合计40万尺，每尺以最低价按第二套人民币0.2元计，总计可节约折款达8万元。然后，加上节约的口粮、菜金、马秣和杂支、办公等项经费，总计人民币1800万元。全疆部队人均节约91.2元，可存入合作社，作为发展资金和个人家务(股金)。关于劳改犯人服装问题，以节约、实用、牢固为原则，冬服为黑色，去掉衣领，加厚肩垫；夏服为白色，短袖和裤衩，是非常醒目的标致服装。这就是所谓‘审度量，节衣服，俭时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的办法。”

　　“哈哈，太好了，这个办法好！”王震禁不住兴奋，爽快地拍板道：“就这么办，军服改变式样的问题，我向中央军委报告。”

　　当会议论及军服制式改革的具体问题时，甘祖昌认为关键是要抓好军区被服厂和皮革厂的生产。听了军区后勤部主管被服厂工作的郭维城的汇报后，大家深切地感到，因被服厂纪律松懈，忽视了工人教育，从而出现了生产严重受影响的不良状况。为此，甘祖昌皱着眉头说：“‘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在于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我率工作组到被服厂去！”

　　经过工作组实地调研，甘祖昌决定在该厂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供给制为薪金制，计时计件，按劳分配；建立党团组织，通过大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入团，以切实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成立工会和工厂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管理工厂来进一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并强化职工中原国民党起义人员的阶级教育，以我党我军的基本政策来教育改造他们。通过建立健全并创新工作机制等一系列努力，被服厂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为了节约每一块布料，甘祖昌呕心沥血。他亲自和被服厂的缝纫师傅们一起，按照军服改变制式的既定方案，比比画画，画了又改，改了又画，边算边改，边改边算，直至求得充分节约布料和利用布料的最佳方案。每当缝纫技师们的裁剪方法与他的意见相左时，他总是耐心解释，以理服人。有一次，他拿出一块布料，让几个缝纫技师照他的裁剪法裁一顶解放帽。技师们在比画了一番后，质疑道：“甘部长，你这块布料，哪里够裁一顶解放帽的！”

　　甘祖昌不慌不忙地拿起缝纫尺、画粉和剪刀，在那块布料上一勾一画之后，几剪刀就裁出一顶解放帽来，令缝纫技师们心悦诚服。

　　对于工人的聪明才智，甘祖昌一经发现总是给予充分肯定，并为其提供充分施展的平台。裁剪技师孙永福精打细算，裁剪20件皮大衣，能节约7张皮子。这笔账一经细算，甘祖昌便兴奋异常。于是一个“推广孙永福裁剪法，再掀起生产热潮”的活动便在军区被服厂、皮革厂等全面、深入而又持久地开展起来。

　　妙解官兵婚姻事

　　1952年5月的一个午夜，正在办公室里翻阅着驻疆各部队工作简报的王震，又看到一些有关基层大龄官兵因婚姻无着而不安心长期扎根边疆问题的反映。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沉思良久之后，他打电话叫来了甘祖昌。

　　“我遇到了进疆以来的第二大难题！”甘祖昌刚一进门，王震便说道。

　　“什么难题?”甘祖昌笑着问：“和平年代还有什么难得住司令员的事?”

　　“第一大难题，20多万人的吃穿问题，我们开展大生产已得到解决。这第二大难题，就是20多万指战员的婚姻大事，也该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近两年虽然进疆不少女兵，但仍未形成半边天。营以下干部和老战士大都还未成婚。尤其是老战士年龄偏大，对象很难找。已成了影响部队建设的难题。这可是稳定军心的大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新疆站稳脚跟的大事情。你说我这个司令员怎能不操心?”

　　“这事情急不得，下面有的部队在实行‘组织介绍’、个人同意、上级批准的婚配方式，实在行不通。那会形成包办婚姻。我曾听到曾涤副主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说：有位湖南女兵，组织把他介绍给一位老干部，因为年龄相差大，女方不同意，婚后的洞房花烛夜，本应是甜甜蜜蜜的夜晚，新娘子却以泪洗面，和衣而卧，把自己的被子也缝成‘睡袋’，来防御丈夫的‘入侵’。爱情这东西，是组织解决不了的。现在更不能组织说了算。”甘祖昌洞幽烛微，侃侃而谈。

　　“你说怎么办?”王震一脸虔诚地请教道。

　　“要按婚姻法办，对于年龄偏大的老战士，要特殊关照。组织介绍虽可取，但不能搞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而必须坚持自愿，重在思想工作。听山东籍战士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那里战斗残酷，留下不少寡妇，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岁的都有。我们不妨到山东招募一批妇女来疆。这样不就解决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了吗！”

　　“哈哈，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招呢！”王震面露喜色，继而又凝视着甘祖昌严肃地说：“不过搞对象，解决婚姻问题，要以政治为基础。我们共产党人，要讲志同道合，首先考虑的是革命立场是否坚定，政治觉悟是否高，思想作风、道德品行是否好，一句话‘政治条件要好’！可我哪能准备那么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呢?”

　　“这有先例，在南泥湾大生产中，毛主席、朱总司令不是说过，娶一个地主的女儿做媳妇，那有什么不好的，若连一个地主的女儿都改造不好，还算什么共产党人！现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了，大批大批的女性参军进疆，我们再从山东农村招一批大龄中青年寡妇，这问题也就解决了。”

　　“好，言之有理。我赞同你的见解。”

　　随后，经中央批准，新疆军区于1953年成立了下辖有15个大队的“新疆建设妇女工作总队”，分赴山东等省招募大批青壮年妇女进疆，然后分配到城市机关和各个屯垦农场，让她们与驻疆官兵一起工作、劳动，在此过程中，相互逐渐加深了解，建立感情。经过新疆军区数年的努力，20多万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而使广大官兵能够定下心来长期扎根于边疆，为后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艰苦奋斗

　　1951年，甘祖昌的大儿子锦荣在家里做篾工，听说父亲当了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新疆，希望找个轻松的工作。不料父亲对他说：“你20多岁了，读书超过了年龄，现在工厂需要锻工，你去学打铁吧。”甘锦荣在新疆打了半年铁，比在家做篾工更累，身体吃不消，向父亲诉苦，甘祖昌又把他安排到农建第六师学开拖拉机。锦荣不满意，写信向老家的老奶奶求援。甘祖昌收到老娘的来信，立刻回信说：我们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应该带头艰苦奋斗，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后来锦荣随父回乡务农，又多次提出要父亲出钱给他盖房子。甘祖昌不同意，他说：“我不能把国家给我的工资给子女享受。再说，我们现住的房子先后五次被敌人放火烧过，是乡亲们冒生命危险抢救下来的，留下它做传统教育的教材吧。”

　　甘祖昌是1957年回乡务农的，到家第三天清晨，就带孩子们背着粪筐到野外捡粪。为了适应南方人种水稻的习惯，甘祖昌要孩子们打赤脚下地。孩子们从小没打过赤脚，过了两天，健荣脚上就打出了十多个水泡，十分疼痛，不愿再干了。父亲教育他说：“只有不怕吃苦，坚持锻炼，才能取得成功。”在甘祖昌的坚持下，孩子们终于很快适应了环境，以后个个养成了自觉劳动的好习惯。

　　甘祖昌的小女儿公荣有一次穿了一双鞋帮破了的鞋子上学，有同学开玩笑说：“将军的女儿还穿这样的鞋?”公荣听了脸红，回家把鞋扔到墙脚。甘祖昌见了，把鞋子捡起，戴上老花镜，一针针把鞋子补好。他对公荣说：“我在你这样的年纪给老板挑脚，每天来回120里，春夏秋冬都打赤脚。现在生活好了，可不能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呵。”以后甘祖昌给每个孩子发了个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动手缝补。

　　不搞特殊

　　1972年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在吉安卫校学习，听说要征女兵，立刻给父亲写信，求他给征兵部门打个招呼，让她当兵。不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我知道你眼睛近视，不符合当兵条件，我们干部子女不准开后门搞特殊化！”而平荣因为在学校品学兼优被单位推荐参了军。甘祖昌得到消息感到会影响部队素质，打算给平荣所在部队写信让她退伍。正在这个时候平荣从部队来信，说她用左眼瞄准，打靶成绩达到优秀，并被选送参加全军射击表演赛，甘祖昌才改变了原来的打算，让她在部队锻炼。

　　1974年甘祖昌的小女儿公荣初中毕业了。班主任家访，说起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让子女上高中。但县里高中名额有限，仅三分之一学生可以升学，公荣在班上成绩好，是推荐的对象。甘祖昌听了立刻表态：“既然名额有限，就不要考虑公荣的升学问题了，让她回乡务农吧。”事后他耐心地向女儿解释说：“我8岁就开始劳动，你15岁，不算小了；我和你三个叔叔加起来才读6年书，你一人学了9年，也不算少了。你是干部子女，要吃苦在前，带头把农村建设好。”公荣在父亲的教导下，参加劳动成绩突出，1978年被吸收为工商银行储蓄员，因工作出色成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

　　1976年甘祖昌的爱人龚全珍从教育岗位离休。按照当时规定可由一个子女顶替。四女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但甘祖昌坚决反对。他说：“子女长大了应该自谋出路，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吉荣没读过师范，文化也不高，她能教书么?”以后，吉荣要去共大学习中医草药，征求甘祖昌的意见。他说：“学技术我同意，就是不能顶班！”吉荣后来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医药工作者。

　　移风易俗

　　甘祖昌有五个子女，80年代以后陆续到了成家的年龄，他一再嘱咐他们：你们结婚，要带头移风易俗，不收礼金，也不要宴请客人。70年代新荣结婚，他只花30元买了个衣柜，20元买了张书桌，连被子床单总共才花一百多元钱。结婚前一天，甘祖昌交代亲友们说：明天结婚，女方派两位女伴把新娘送到公社，这里也派两位女伴到公社去接人。在公社领了结婚证就算结了婚，我们家里不办酒席，只发点糖果给送亲的姑娘们。

　　1981年大女儿平荣结婚。平荣把女婿带回家来。龚全珍很高兴，建议按照莲花风俗，买点礼物送给他们，表示作父母的一点心意。但是甘祖昌不同意，他说：“不要送什么礼物，子女结婚，父母掏钱的旧习俗应该打破。我们要鼓励年轻人艰苦创业，走自己的道路。”

　　老农刘记圣是甘祖昌的好朋友，他多次劝甘祖昌：“你把钱用到集体事业上去是对的，但是你也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想想，拿点钱给儿子盖房吧。”甘祖昌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十大措施之一，就是废除继承权。留下一笔遗产，让后代坐享其成，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继承观，我们只能把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留给后代，这才是真正的宝贵遗产。”

　　言传身教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甘祖昌的小女儿公荣、侄儿甘铁朗、孙子甘全连一同初中毕业，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同时，还有李孝林等十余位知识青年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甘祖昌为了教育他们安心农村生产，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从大年初一到初四，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党在农村方针政策方面的文件。并邀请在旧社会和他一起挑过脚的四位老农给孩子们上课，现身说法，讲家史和村史，用新旧社会对比的方法来启发教育年轻一代。座谈会使这些回乡务农的年轻人受益匪浅。纷纷表示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

　　接着，甘祖昌便把孩子们带到屋后的虎形山上，对他们说：若要富，先种树。虎形山荒芜太可惜，应该开垦出来种植果树。在场的二弟洪昌却认为：虎形山土质贫瘠，种树不能成活。甘祖昌笑着说：“那是因为方法不对头，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种庄稼照样丰收。”他便亲自示范，深挖坑，施好肥，栽上树，勤管理。当时，这些孩子跟着甘祖昌天天去山上劳动。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果树成林。甘祖昌的孩子们也都茁壮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作出了优异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