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一、整风运动对主观主义的深刻剖析

　　整顿学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着重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通过深刻剖析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主观主义，进一步论述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必要性及坚持这一原则的方法。在这一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尤其强调了要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因为，教条主义者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作自己的佣人和俘虏。同经验主义相比，当时“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①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专门讲了什么叫理论和理论家，什么叫知识和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理论家应该“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②他教育大家要认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各自的片面性、浅薄性，虚心地学习自己欠缺的方面。他指出，克服教条主义的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实际做调查，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克服经验主义的唯一方法，就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

　　第二，通过深刻论述主观主义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进一步说明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对纠正和防止“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③所以，我们要纠正和防止“左”、右两个方面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出现，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认识和克服主观主义。

　　第三，通过深刻分析主观主义是党员党性不纯的表现，进一步论述了从纯洁和巩固党性的高度，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是由他们所从事的狭小规模的生产和所处的孤立的生产环境所决定的。这种情况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难以做到客观地、全面地观察社会、观察问题。由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来说是处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包围中，而且从党内来说，党员也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党所置身的这种内外环境使得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侵扰，受到此阶级思想方法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主观主义乃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为了纯洁党性，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

　　第四，通过分析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上的反映，进一步论述了整顿党风、文风，首先要反对主观主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总之，党把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运动，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这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收获给后来的革命运动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④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讨论和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对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3年秋，在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以便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并作出正式结论，迎接党的七大的召开。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针对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的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他告诉大家：“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还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在发言的最后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⑤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七大。其中起草“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作出全面的、正确的总结，是中共中央为七大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1944年5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以1941年秋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1943年9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先后由胡乔木(时任政治局秘书)、任弼时、张闻天做过多次修改或补充。1945年3、4月间，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前后又做了七次修改。在第一次修改中，他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他们提出的许多重要修改意见被吸收到了决议中。在毛泽东的建议下，3月2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本来准备由中共七大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由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毛泽东说：“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⑥4月20日，由任弼时主持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决议》被原则上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同年8月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它“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⑦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用整风的方法端正思想路线的生动的历史记录，是一篇不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历史文献。正是在《决议》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七大胜利召开。

　　三、中共七大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原则通过(后被七届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因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⑧党章第一章第二条也把“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⑨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首要义务。党章总纲和党章条文的上述规定，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⑩

　　刘少奇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11)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而正是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刘少奇强调，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12)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也就确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的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13)

　　历史表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14)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应当结合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努力弘扬延安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④《老一辈革命家论党的建设》第3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3页。

　　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8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⑩《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

　　(11)《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1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4)胡锦涛：《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第2版。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