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敌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党。并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党，而且要是共产党这样性质的革命党。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性质的革命党，敌人的澈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和人民一道，向着民族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成绩，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还有缺点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有缺点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那几样东西呢?就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党内党外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言语文字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还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风没有去掉。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的主观主义。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的宗派主义。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的党八股。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种逆风，一种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这个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全党统治的东西，但是它还经常作怪，还在牵制我们，因此，有整顿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说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也是党的学风，文风也是党的文风，所以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不能不被我们打倒的。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它是与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列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等等。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的呢?近来马列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比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后。一般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与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经过考察，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算得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称为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一本理论书。像中国经济的问题、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也不能的。因为马列主义是马恩列斯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它，但是没有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没有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论，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天天看，看不见，带了眼镜，还是看不见，看见了的只是书架子上的马恩列斯的现成文献，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我们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笑声)，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每本又都读了一千遍，以至于句句都背得，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理论家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与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举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对每一个问题加以调查研究，然后创造出理论。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不应该是死读马列主义条文的，而是要能够首先精通它，然后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现在作兴用百分数计算成绩，那末，像读一万本书，每本读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究竟应该算多少分数呢?我说一分也不算。(笑声)但是，如果你能应用马列主义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他读了马列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关于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中央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战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因此知识分子就很光荣，土包子就吃不开。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民族斗争知识也包括在里面。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知识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从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这些都没有干过，这些实践的知识一点也没有，他们有的只是书本知识。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吧，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须知道这种知识对于他们是倒转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他们须知学这种知识并不那么困难，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们家的大司父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末，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

　　有什么办法使半知识分子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一切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而对于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则回到实际研究中去，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觅有些人要发脾气，他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是一个半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耕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这个东西，几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这样看，那样看，不像我们读联共党史这样马糊从事。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做了分析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他与半知识分子有别，他参加了实际革命运动，他回到实际中去加以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这种概括的知识就叫做理论。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这些同志我们要宝贵他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的错误他们不要重复。他们必须抛去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的书本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向客观实际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讲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括脸皮。马列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读马列主义的人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就以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与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办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那怕是马列主义，也可以使他变成空洞的东西。一种是偏于感性与局部的知识，没有发展成为理性的与普遍的东西。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东西。

　　但是，我们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列主义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列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什么马列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笑声)，我识字便是从这理学来的。譬如“学习”两个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这两个字来学习马列主义。何况现在不学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文史地与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党中央现在强调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进，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这两种主观主义，现在我们党内主要的还是教条主义最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恩列斯的面孔，吓呼工农干部，把土包子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的面孔。也可以吓呼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与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许多真正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有经验的同志上升到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理论家”与“知识分子”两个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与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不去联系。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怎么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与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列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学马列主义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念消食经呢?我们党校确定要学马列主义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费气力的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同志们?你们会知道，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马恩列斯曾经反覆的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才叫做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的片面的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统治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防碍党的统一团结。对外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与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的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李立三也对共产国际闹过独立性，结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现在讲的，虽然不是张国焘、李立三那样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党员，每一局部工作，每一次的言论、文字或行动，均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与全党的利益呢?那是不大开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吃亏就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是老实人?马恩列斯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是不老实?托洛茨基、布哈林、张国寿是大不老实，李立三也不老实，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不老实。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最蠢的人，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是团结的，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同志必须懂得，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的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与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形，对于与陕北人民的联系，我比高岗同志他们就差得多。无论怎样进行调查研究，比起陕北干部来总是要差些，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区域里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领导责任的地力。如果与本地干部关系弄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的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主要领导的同志，他的责任就更大。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所以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观点，以求与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的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实事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方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与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调干部则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鄰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就叫做本位主义，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要危害党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也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间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少于需要之数，而且他们已因宇宙自然法则关系而开始局部的衰老亡故。”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都是有缺点的，他们还参加革命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与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必须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局部与全体的关系，个人与党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与军队、地方与地方、这一工作部门与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以利战斗之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风，必须澈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实行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与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这也是必须整顿的党风，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方能战胜敌人。我们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份同志中，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倾向的，有些人并且很严重。许多我们的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渺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倾向。这些同志，学了几句马列主义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的比例，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与非党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及可能与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于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看不起他，甚至排斥他，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的，相反，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的，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份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份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在党内进行很大的教育，首先要从我们的干部开始，使他们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与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与实际革命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在反对宗派主义时，也要反对主观主义。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它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今天不能一下讲完，待下次再讲。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他们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由于这个原故，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东西，我们都要抵制它，不要使它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它的那一套。任何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应该使它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为此目的，就要提高同志们的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实际，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坏的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诊死。一个人发了盲肠炎，医生把它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也不管他的错误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把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解决问题的。思想上的毛病与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整风文献/《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影印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