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安整风过程中的审干问题

　　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就提出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审查问题。毛泽东把整风、审干比作擦亮党员干部两只眼睛，“你们参加整风以后，一只眼睛就亮了；参加审查干部以后，另一只眼睛也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可能胜利呢？”①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学校、机关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在审干工作中，由于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把一些干部、党员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致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最终出现了以“抢救失足者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延安整风期间的审干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此后，1942年11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务斗争。中共中央当时认为，开展反特务斗争的最大障碍是自由主义。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指出有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机密行动泄露出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中央认为，这种“小广播”决不是小事，而是极端危害党的大患，是党内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党员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甚至是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问题。为此中央号召每个党员深刻反省自己，严正地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有“小广播”的错误，并要求填写“小广播调查表”，调查社会关系，进而规定各人写思想自传和历史自传，由思想反省、历史反省，展开坦白运动。

　　如果说1942年12月以前的工作都是为清查坏人做准备，那么从12月开始，审干工作进入反特务斗争阶段。1942年12月至1943年4月，审干工作的反特务斗争方式是在内部由少数机关对少数人秘密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康生在西北公学以逼、供、信，“车轮战”的方式，搞出了一些所谓“特务”和“特务组织”。比较典型的是张克勤案。张克勤是兰州地下党员，在严重逼供的情况下，编造了一套为交代过关的假口供，说国民党对共产党在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说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说他本人就是被其父亲发展，与他父亲单线联系、长期埋伏的特务。康生获此逼供材料，认为是审干工作一大突破，认为“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湖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的一些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

　　4月初，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因公要到延安，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公冕接头往来，4月1日晚上，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在康生具体指示下，逮捕了在审干过程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200多名。

　　从1943年4月到7月，审干工作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进行，由少数机关转变成群众性的运动。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以惊人。”要求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②。这个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由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在大会上坦白交代，发动群众。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决定成立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实际工作由康生主持。6月24日，中央就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反特务斗争问题给有关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主要领导同志充分认识国民党及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政策的危害性，懂得审查干部任务的严重性。

　　从1943年7月到8月15日，审干工作发展为“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③对于审干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党中央曾有所觉察，并提出审干工作的正确方法问题。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曾向有关负责人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后，毛泽东7月1日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⑤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左”倾扩大化错误没有能够有效制止。在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错误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这些同志和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予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错误⑥。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这九条方针正式下达对审干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曾回忆说：“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⑦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审干问题，会议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并决定对坦白分子予以甄别。1944年1月，中央正式发出对错案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延安和各地区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认真进行甄别工作。甄别的结果表明，抢救运动和防奸运动中，有的是党内错误或仅有党派、自首等问题，有的完全弄错了。经过认真的甄别工作，被冤枉的或弄错的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还有一部分人的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保留个人意见，就暂时挂了起来。到1945年，甄别工作基本结束。在甄别工作中，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自我批评、赔礼道歉。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⑧同月，毛泽东在对即将赴前线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又一次向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敬礼赔不是。毛泽东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再次承认“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去年的“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⑨。1945年2月，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在审干中，“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⑩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情，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的团结。陈野苹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想来当年延安中央党校的全体同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整风学习结束以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在‘抢救运动’中，把很多同志搞错了，伤害了同志们，同志们受了委屈，我在这里向大家赔个不是!说着就当众行一鞠躬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泪，我也泫然眼酸，强忍滢泪。大家得到莫大的、无限的安慰，心里的一点积郁，立即冰消融解了。”(11)

　　延安审干工作的教训是深刻的。总结起来，其经验教训主要有：第一，必须坚持对党的干部主流的客观估计，越是在客观形势复杂，遇到困难巨大的形势下，越是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第二，审干肃反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具体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判断敌情，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三，审干肃反是一件深入细致的工作，绝不能搞突击式的群众运动。第四，党的上级机关犯了错误之后，要马上改正，毫不隐讳地严肃批评自己的错误，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赢得广大党员、干部的谅解。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④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⑥ 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⑦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

　　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11)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延安整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