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一次严肃认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的运动，它在方式上采取了整风的方法，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自身存在的思想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和不足，以治病救人的胸怀和目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以高度的对党负责的精神清理党的历史积案和解决党内的冤假错案，从而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第一，通过整风，对党的历史上一些影响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使全党在党的历史问题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在整风之前，党内存在着许多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党在思想方法上，对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这些认识影响了党在思想上的统一，特别影响了党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的统一，这就必然会影响党的团结和削弱党的战斗力。

　　经过整风中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全党在思想上趋于一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党对历史问题认识的结晶。《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历史决议》的这些结论，得到全党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的普遍认可，甚至王明也在当时写信向中央表示：“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半年来全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①

　　延安整风中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没有对党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深刻认识和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对党的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也就不会自觉地站到正确路线上来。

　　第二，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积案的清理和对党内冤假错案的解决，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党员对党的向心力和同志之间的团结。在“左”、右倾错误统治全党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他们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凡对他们错误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或执行不力的同志都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根据地的肃反斗争中也出现了扩大化甚至是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因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是当时党在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它极大地妨害着党的团结统一。

　　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清理党内积案的运动。整风运动开始后，1941年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要进行加强对过去被冤枉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随之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调查研究，重新处理党的历史上的各种案件，纠正了以前错误的处理和处理不彻底的问题。

　　通过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问题的回顾和检讨，通过召开各个根据地历史的座谈会，延安整风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党中央和各个方面、各个系统的历史，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纠正了以前错误的处理和处理不彻底的问题。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对一些同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为被错误处置的同志申述了公道。指出：“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并郑重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研究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②由此，比较系统、比较彻底地为遵义会议以前被诬陷的同志平反昭雪。

　　随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历史决议的规定，中央有关部门继续对于一些干部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或被冤枉的情况，经过调查、核实，也大都给予了恰当的解决，或平反，或重新作结论，或对其大部分问题作出结论，个别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这些冤假错案的解决，使一大批过去受到伤害的同志得以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愤，焕发了他们的政治青春；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消融了一些同志之间的芥蒂，重新达到了他们之间的团结。

　　第三，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人，争取和团结他们一起工作，最大范围的实现了党的团结与巩固。延安整风伊始，毛泽东就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开展思想斗争的方针。他强调：“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③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救人，曾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有过激的言辞，“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但坚持了“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党在过去太着重追究犯错误者个人责任的做法，认为今后应该避免这种缺点。决议明确地指出：“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并强调：“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④遵循这样的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否决了整风中提出的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否定中共六大和全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前一切工作等意见，决定在决议中不写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不写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不写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不写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毛泽东说：“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⑤历史决议对犯错误的同志的结论力求宽大。

　　围绕这些问题，首先和突出地表现在对待王明“左”倾和右倾错误的问题上。王明第三次“左”倾错误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抗战爆发后其右倾错误又给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造成很大的干扰，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党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但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后，毛泽东对他采取了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毛泽东说：王明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⑥。当王明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发起挑战后，面对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基本立场是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仍然对王明十分宽容和爱护。一是在决定把王明提出的问题拿到政治局讨论时，毛泽东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二是对王明武汉时期错误的定性比较轻。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或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征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但结论就是一句话：“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并委托任弼时向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⑦但是，此后王明玩弄两面手法，在公开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为自己鸣冤叫屈，向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说毛泽东的坏话，挑拨离间，要求新回中央的刘少奇主持公道。同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王明这些挑拨离间的话，遭到上述同志的拒绝。

　　在获知王明在背地里的小动作后，毛泽东对其这种两面派手法，非常不满。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对王明的第一次公开的批评。同时，毛泽东渐渐提升了对王明错误的性质和危害的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3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抗战初期党的政治路线展开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大力争取王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中央派李富春等人与王明谈话，促使他认识错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先后与王明谈话，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在王明表示出认错态度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对他大力争取，在党的七大上提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博古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推行负有很大的责任，延安整风中许多同志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你有错误就检讨嘛。博古数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他诚恳认识错误的态度，获得了大家的原谅。他在讨论通过历史决议时发言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我们要从头学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张闻天、凯丰、李维汉等深有同感，博古的话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延安整风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得到了普遍的实施。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给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其后他深刻地检讨错误，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虽然他当时不在国内，但党中央仍对他的组织结论从宽，并把他提名为七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

　　当时，一些曾在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中犯了比较严重错误的同志，有很大的思想包袱。历史决议的规定使他们放下了包袱，他们通过整风运动认识了错误和犯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在后来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这作为一条经验加以总结。他说：“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党内要尽可能的团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⑧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⑨

　　第四，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毛泽东在1920年曾经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团结战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品性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中，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明确了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也使党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伟大作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⑩“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并预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1)。毛泽东所代表的方向、毛泽东所代表的思想是什么呢？实际就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积极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和由此路线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不久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党的七大的重大贡献。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探寻中国革命的规律，同党内的教条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并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正确地提出和解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而形成的，而全党对它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则是通过延安整风而达到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反映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党在思想理论上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成为党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成为凝聚全党意志的重要精神支柱。

　　党的七大体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标志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现。

　　① 曹仲斌、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7页。

　　⑤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15页。

　　⑥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

　　⑦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32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3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3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延安整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