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

　　1942年

　　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1942年12月—1945年春)

　　审查干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持组织巩固和队伍纯洁而开展的一次重要工作。1942年12月，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始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在当时中共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审查干部中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并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的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42年11月，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从12月开始，审干工作主要是进行反特斗争。不过，这时的反特斗争还是秘密进行的，并且局限在少数机关和少数人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该《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要求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个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由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这表明，延安的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进行，由少数机关、少数人转变成群众性的运动。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其中，就有康生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制造的一个典型案件，即所谓张克勤事件。

　　张克勤于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张克勤到延安以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和妻子，张的父亲和妻子原先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同他前妻鬼混过的国民党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同时，延安鲁艺也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于是，康生便据此于1942年11月的一天，突然派人把张克勤看管起来。当时，张克勤是个年仅19岁的青年，审讯的人对他说：只要坦白是特务，就保留你的党籍。同时对他进行肉体折磨。张克勤被整了六天六夜，在精疲力竭、神情恍惚、实在支持不住的情况下，便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在诱逼之下，交代了所谓特务组织系统及其他特务名单。张克勤睡了一觉，要求推翻原供，便遭审讯人员的斥责和粗暴对待。张克勤又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康生不仅不认为这种逼、供、信的做法是错误的，反而说：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认为，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会有特务打进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是靠不住的，是被敌人收买的。“红旗党”(这是康生对白区地下党的诬陷，意指地下党外红内白，表面是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不仅甘肃是这样，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等10多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份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谁不这样看待，谁就是右倾。他指示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的许多人，先后押到延安接受审查。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和中共方面谈判，康生以“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宗南代表团来往”为由，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于4月1日夜晚，逮捕了200多人。在逮捕之前，有人认为证据不足，提过不同意见。康生则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首先让“坦白典型”张克勤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报告，进行“现身说法”。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着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在杨家岭大礼堂主席台上，康生对张克勤说：“我就看透了，你们甘肃党是红旗党，你要好好作报告，感召失足者坦白，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此后，各系统、各单位纷纷掀起“坦白”高潮，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高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

　　针对已经出现的审干中“左”的倾向，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并指示，将此批语刊登在《锄奸》杂志第六期上，以引起重视。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了同年7月1日毛泽东给康生信中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以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精神。决定指出：“如果是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豫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10月9日，毛泽东看了绥德反奸斗争大会的材料后批示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那些冤、假、错案应予以平反。

　　为此，从1943年底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甄别工作。甄别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整风中的成绩，同时也纠正整风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一方面要为好人平反，一方面要争取失足者，同时还要孤立顽固的特务分子，使之无法混水摸鱼。甄别工作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的。有的地方仍是原来的整风领导小组领导，有的机关、学校新成立了甄别工作委员会。比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委员会，加强对甄别工作的领导。绥德成立的甄别委员会，还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后来，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甄别工作，到1945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就2475人的初步结论看，大致是：属党外政治问题的占30%左右，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项约占10%；属党内错误问题的约占40%左右；属完全被弄错的约占26%左右；保留问题的约占4%。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多次公开承担过责任。一次是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鞠了一个躬。一次是在王震、王首道部队南下时，毛泽东说：“整风并不是完全好的，有过抢救运动，你整错了人，搞冤假错案。我向大家敬个礼，如果对方不表示态度，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一直要对方表示态度，然后我这只手才能够放下来。”①还有一次是在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人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抢救”戴错了帽子的，要在原场合取下来。

　　① 薄一波：《在湖南省顾委委员和部分老同志会议上的讲话》，载《湖南日报》1986年6月21日。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