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拿大不辞艰辛远道来华

　　白求恩的家庭不算富裕，父母的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他幼年随家庭在多伦多附近辗转迁居。这期间断断续续接受了早期教育。1907年，从安大略省欧文桑德城的专科学校毕业。他自幼喜欢绘画、雕塑，也爱好文学创作，成年以后也保留了这些爱好。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1909年，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专攻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从此开始了他献身医学事业的道路。

　　为了有足够的资金完成学业，白求恩到大学食堂当过侍者，到轮船上当过伙夫。以后曾停学去埃利奇城当小学教员，去安大略北部森林伐木，还任过《温尼伯论坛报》记者。

　　1914年，白求恩大学还未上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毅然投笔从戎，远涉重洋，到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服役。次年，在第二次伊普雷战斗中，左腿负伤。年底退役回到多伦多，继续在大学学医。大学毕业后，他转入英国皇家海军任上尉军医。后又调到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当军医。退伍以后，他开始过着流浪生活。

　　1923年，在爱丁堡通过考试，白求恩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有名望人家的独生女儿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他们很快便产生了爱情，不久即结了婚。第二年春，他与妻子去欧洲大陆各地度蜜月，同时进修医学。在巴黎、维也纳、柏林等地度过了一年多，这期间白求恩观摩了许多名医的手术，这对他在医学上的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秋，白求恩夫妇迁居美国工业名城底特律，在这个城市的闹区——卡斯街和塞尔登街的拐角处开设了一所私人诊所，开始在这里行医。

　　在底特律，白求恩第一次对自己所热爱的职业从道义和社会角度发生了疑问，形成了新的认识。

　　他的诊所起初十分冷落。偶尔有人就诊，也多数是一些贫困交加的穷人。他们往往已经得了重病，却常常付不起医疗费。白求恩在将一个又一个病人从痛苦和死亡中解脱出来的同时，他自己却越来越陷入经济困境中，妻子弗郎西丝原有的一点遗产早已花完了，门诊收入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他感到疲乏，恐惧，心情也烦燥起来。

　　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一个医学教科书上从未有过的真理：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

　　白求恩陷入了艰难的思索中。正在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医疗技术受到了底特律一位名医的赞赏。这个名医决定同他合作，把许多脑满肠肥的病人介绍到白求恩的诊所。于是，一切都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在两三个月内，白求恩成了大家谈论最多的医生之一，钱也随着名声一起源源而来了。在装修一新的诊所里，白求恩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不禁自问：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手还是原来这两只手，难道它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吗？一夜之间会生出魔力吗？不，道理很简单，它昨天治的是穷人，今天治的却是富人。所以，他自己昨天是那样窘迫，而今天却宽裕多了。这似乎令他不可思议，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在此期间遇到的另一件事，使白求恩彻底认识了当时带有商业性质的医疗活动的虚伪性。

　　有一天晚上，他被敲门的声音惊醒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站在那儿。他慌慌张张讲了一大堆话。白求恩最后总算听懂了，这个陌生人的妻子就要生产，可是找不到愿意给她接生的医生。那人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辆没人要的铁篷车里。白求恩来到这里时，看见在一盏煤油灯的灯光下，两个孩子挤在角落里的一条褥子上。由产妇的丈夫做助手，白求恩在这间“屋子”里接生出一个小于一般个儿的、枯瘦的婴儿。他把婴儿洗干净，用他父亲递过来的破毯子包起来，因为没有摇篮，就放在他母亲身边。他从外面的一个桶里倒出一盆水来洗手的时候，婴儿的父亲很紧张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张一元钱的钞票。白求恩接过钞票，把它叠起来，塞回那人的衬衣口袋里。

　　第二天早上，白求恩又来了。他带来一篮食物、婴儿的尿布和一件母亲的睡衣。他给营养不良的母亲规定了饮食，又检查了婴儿。临走时，他心情极坏，他知道，母亲可以复原，但婴儿一个月内就要死去。

　　白求恩回家后，对妻子弗朗西丝抱怨说，对于那个丈夫说来，一星期二十元钱的工作，要比现在可以用在他那注定要死的孩子身上的一切神妙的医术更有用。什么医学？那些骗子甚至于不肯打断舒适的睡眠去铁篷车里接生。他公开指责同行，“他们当中有些人行医的资格也就和中世纪的理发匠差不多。照我的意思，首先要把他们淘汰掉一半，让他们去站柜台，然后我一定要让其余的人明白他们是医生，不是商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白求恩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医生职业道德低下的现实越来越不满。在许多场合，他发表言辞激烈的讲话，抨击各种见利忘义，无视病人痛苦的医疗行径。

　　1926年夏，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到白求恩头上，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作为医生，他清楚，这种病在当时是死亡的信号。

　　36岁的白求恩，躺上床上，等待着生命末日的到来。他彻底绝望了。为了不连累妻子，他与弗朗西丝离了婚，独自一人回到了格雷文赫斯特。以后又转到纽约的的特鲁多疗养院。

　　一个夏夜，白求恩无意中在一本约翰·亚历山大撰写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中看到，通过肺部压缩的疗法，可以医治集中在一叶肺里的肺结核。对这一发现他激动不已。但同时他也获悉，这一疗法还刚刚提出，医学界尚无定论，实施者更是寥寥无几。白求恩反复考虑，还是提出用人工气胸外科手术的办法，来尝试治疗自己的肺结核。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人工气胸手术实施了。不久以后，奇迹出现了：咳嗽不断减轻，一个月之内就没痰了，两个月以后，他做了最后一次X光检查。1927年底，痊愈出院了。

　　此后，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做了加拿大著名的治疗肺结核病的专家爱德华·威廉·阿奇博尔德大夫的助手，成为一名胸外科医生。在接着的四五年里，白求恩在胸外科治疗手术方面，在北美已赫赫有名了。他到过几家著名医院任职，革新了许多医疗器械，发表了许多医学论文，将圣心医院发展成一年可接受一千一百多名肺结核患者，施行近三百次大小胸部手术的一流医院。美国胸外科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任该会理事，并成为圣阿加莎·德蒙疗养院和加拿大国家健康部顾问。

　　就在白求恩事业上蒸蒸日上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令他烦恼。一是在他病愈出院后，与弗朗西丝复婚，但一年后，又离婚了。这无疑使白求恩失去了生活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对他刺激不小。第二，也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他对肺结核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因而对自己过去所研究的局部技术问题越来越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在著作中竭力使人们相信，肺结核不仅是一种肺部病患，而且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结核杆菌对肺部的袭击，正是环境对整个人体袭击的结果。因此，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外科疗法愈来愈进步，肺结核患者却愈来愈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当他把眼光投向整个社会时，终于找到了一些答案：因为世界上正在蔓延着另外一种疾病——一种比结核杆菌更加置人于死地的、比中古时期的霍乱传播更为迅速的疾病，这就是贫穷。在加拿大，竟有一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不得不依靠政府发给的一点点可怜的救济金维持着半饥半寒的生活。生活水平最低的魁北克省，肺结核的发病率也就最高。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面对这个充满了饥饿、恐怖的病态社会，白求恩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了，不平、苦闷和愤怒占据了他整个的心。他决心向这个可诅咒的社会挑战，向造成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挑战!

　　在愤怒中，白求恩最终明白了：“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穷人是因为治不起病而死的。”他大声疾呼：作为医生“必须到人民中间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必须深入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每个家庭，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能呆在医院和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要在他们得病以前找到他们，教给他们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们已经得了病，我们就要用迅速的行动制止住他的病。”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在‘能捞则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疗事业“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垄断经营”局面，改变这种医疗事业“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的状况，必须“改革产生这种不健康状况的经济制度，消灭无知、贫困和失业。”因为白求恩已经看到，与其说许多人死于身体的疾病，还不如说是死于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了达到改变这种医疗制度的目的，他呼吁：“与其一个个做手术，还不如到大街上去宣传!”唤起更多的人觉醒来实现医疗真正为人类服务之目的。

　　从这时起，白求恩用毕生精力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

　　他开始出现在示威群众的行列中，失业工人的居室内和领取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

　　1935年他去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专门考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医疗制度上的创举。这使他受到巨大的启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年底，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接着他在北美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宣传社会化医疗制度。1936年4月17日，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讨论会上，发表的题为《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的讲演，集中地反映了白求恩在这一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的抨击和改革设想，也是他访苏观感的直接产物。同年7～8月，白求恩在安大略省议会选举前夕，向候选人、魁北克省总督及医学界、宗教界发表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宣言，进一步批评了当时的医疗制度，又一次建议实行社会化医疗。这期间，白求恩还在蒙特利尔他自己的公寓里创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校，在传授绘画艺术的同时，尽力创造一个优美健康的环境，以此来证实他对社会化医疗的见解。对此他说：“这似乎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梦幻，但我相信它是很实际的。我们的人民只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健康，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正如苏维埃现在的情况那样。如果由国家来主持这件事，它所需要的实际费用比加拿大将来不得不花来弥补疾病所造成的损失的钱还要少。事实上，因为国家没有及早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肺结核的蔓延，而终究要付出最后的罚款。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笔款为自己建设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呢？为什么不可以使我们的人民脱离阴暗潮湿的地狱而升入了阳光遍洒、鲜花环抱的天堂呢？”

　　白求恩完全被自己的设想陶醉了。他决心为这一理想城市进行坚忍不拔的战斗。然而，政府的冷淡和资产阶级的反对，终于使这座理想的城市变成了海市蜃楼。当有一天有人问他的计划怎么样了的时候，他怀着愤懑而忧郁的神情说：“未来的城市被埋在从来没有机会建设起来的城市的废墟下面了。”

　　白求恩开始犹豫、徘徊了。正在此时，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发生了一场以反对西班牙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为目的反革命叛乱。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魔爪伸到了这片土地上，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民转瞬间倒在血泊中。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迅速组织援救西班牙，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援助西班牙的医疗队。1936年10月24日从魁北克乘“不列颠女皇号”轮去西班牙。11月3日抵达马德里。

　　在西班牙战场上，白求恩筹建了一个流动输血队，挽救了许多濒临死亡的伤员，填补了医学史上的一个空白。

　　以后，在前往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途中，“一连四昼夜，……穿梭似地往返奔波，不顾一切地帮着撤退全城剩下的居民。……脸色因缺乏睡眠而变得苍白。……被留下的人们哀痛欲绝，到达安全地的人们欣喜若狂，却又精疲力竭。”当白求恩在日记中记下这一幕时，他对法西斯的暴行无比憎恨。在一首《我从夸特罗·卡米诺斯归来》的诗中，他怒斥：“少妇的血迹，长者的血迹，心地善良的弱者的血迹，在飞贼的狂轰滥炸中，他们一一死去。……唉，圣母啊，我的圣母，白发老丈，为何惨遭杀害？只因为敌人是豺狼的后代;就因为他们血管里流的是——淫妇的卑贱血液;就因为它们是——兵营里的私生子。‘该死的上帝啊’长空在回荡，诅咒那声名狼藉的天堂。”

　　1937年5月18日，白求恩奉命返回加拿大，为西班牙募集援款。在4个多月时间里，白求恩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讲演,听众达三万人之多，募得援款四千五百多美元。在接连不断的讲演中，白求恩反复地说明了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国际意义和正义性，驳斥了国内外一些纳粹分子的非难，多次阐明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和预见。他认为：“西班牙能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历史有一天会给那些背弃它的人以无情的报复。”

　　白求恩的巡回讲演所得到的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响应超过了一切预料，但是一层乌云渐渐笼罩着他的使命。

　　正当他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警告人们如果不支援民主西班牙就会招致更多的灾祸的时候，历史走到他的最可怕的预言前面去了。反共集团又动手了——这次在中国。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白求恩不断读到日本大举侵入中国的报道。这使他想到了马德里，想到了阿尔梅里亚，想到了炸弹的声音、受伤的人们的呼号和死者的惨相。必须唤醒加拿大和美国。他在一篇讲演中宣称：“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二千四百万人民进攻，而美、英、法却对民主方面实行禁运。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女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当他结束了北美的旅行演讲时，有一个计划在心中明确了。那就是援助中国。他认为，西班牙和中国同样需要援助，但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已启程去西班牙了。现在，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这一点，在他给前妻弗朗西丝的告别信中有明确表白：“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不久以后，白求恩去纽约，与国际援华委员会联系。这个委员会，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其主要计划是对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

　　1938年1月2号，白求恩率领一支由三人组成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足够的医疗设备和器材，乘海轮从加拿大西海岸港口温哥华启程赴中国。

　　经过18天的海上旅行，1月20日白求恩到了香港。三天以后，乘飞机抵达汉口。在汉口，这个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在地，他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的奇异、落后、辽阔的国土，难以想像的穷困围绕着撩人眼花的奢华，官僚集团顽强地抗拒着现代思潮。

　　初次接触中国，使他感到惊愕。在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共产主义这些汹涌的浪潮之中，许多震撼亚洲的重要事件正在这儿展开。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