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前线去，到伤员身边去

　　白求恩离开延安后，先是向北前进。5月5日到米脂县城，至此公路已到了尽头，汽车无法再行了。他们只好骑马和步行了。又经过一周的跋涉，来到黄河岸边的贺家川。这里有八路军的一所后方医院。

　　白求恩视察了这个医院。1938年5月23日他写信将这里的所见告诉了他的友人：“这里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散住各户。他们躺在硬梆梆的砖炕上，下铺少量干草，令人不忍目堵。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他们全身长满虱子。穿在身上的仅有的一套军服，也因九个月来的战斗生活而尘满垢积，肮脏不堪。他们的绷带几经洗濯，早已变成了烂布条了。三名伤员什么衣服也没有，其中一人因冻伤坏疽，失去双脚，他们蜷缩在单层的被单下。乡间夜晚奇冷，我们能钻进鸭绒睡袋里睡觉，已不胜幸运。他们的伙食仅为黏粥。所有伤员均贫血和营养不良。多数人因败血症和饥饿，生命垂危，肺结核患者亦多。”这就是当时的八路军医院，事实上，白求恩将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长期开展工作。在这种毫无医疗设备的医院里救护伤员，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白求恩从中也看到了另一面，这些八路军战士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他呼吁他的友人：“加拿大必须援助这些人。他们曾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战。我知道我们并不富足，西班牙确需我们援助，但是这些毫无怨言的人们比西班牙更需援助。”

　　离开贺家川，6月初，他们到达山西岚县。在这里会见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6月17日，白求恩经过一个半月艰难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设在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他们受到了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热烈欢迎。对当时见面后的情况，聂荣臻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到：“我看到他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了，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他这样回答我：‘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这句洋溢着革命者战斗激情的回答，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际。”从此，白求恩工作热情和性格的美名“一挺机关枪”，便在解放区里逐渐被人传诵开了。

　　次日，白求恩就去军区后方医院工作。在方圆60平方公里的山洼里，第一周之内检查了520名伤员，又连续在四周为147名伤员施行手术。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数字。这里所谓的医院就是他在贺家川看到的一切，伤员都分散在群众家里。除了助手布朗大夫外，都是些没经过任何训练的医生和护士。他每天步行几十里路，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脸上的胡子也顾不上刮了。

　　他就这样开始了他在战区的工作。

　　7月中旬，他的翻译兼助手布朗大夫被召回汉口。董越千做了他的翻译。董越千曾在美国大学上过学，当过阜平县县长。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相处得很融洽。

　　8月，他受邀正式出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需要。他觉得以他带来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再动手制作一些辅助器械，建立一个有较好的病房、训练得较好的工作人员、照顾病人较为周到的医院，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这次被称为“五星期运动”的活动中，白求恩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名战场医生的杰出才能。早在加拿大时，他从皮鞋匠手中轻巧的钢剪上受到启示，发明了一种外科肋骨剪刀，在临床实践中，前后研制和革新了三十多种外科器械，曾轰动了当时的医疗界。为了按计划建成这个模范医院，白求恩除了每天做手术、开处方外，一有空，就去指挥木匠做大腿骨折牵引架、病床和各种木料器具，指导铁匠、锡匠做托马氏夹板、洋铁盆、桶、击探针、镊子、钳子，负责规划医院各室布局。每隔一天，从下午五点到六点还要给医务人员讲授医疗和护理知识，并编写教材和图解手册。

　　五个星期之后，医院在松岩口如期落成。9月15日，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二千多群众参加的庆典大会上，白求恩在讲演中特别强调了科学精神和技术在战地救护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说：“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因为好的内外科技术能使伤病员好得快，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死亡、疾病和残废。这些事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他认为，医务人员在战争中，最好的贡献，就是用科学技术帮助病人快乐，使他们恢复健康和力量。

　　白求恩不仅自己严格地按科学的方法救护伤员，而且要求其他医务人员严守医疗规范。

　　当时任军区卫生部长的叶青山和白求恩一起工作了近两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这样几件事：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瓶里的药和瓶签不一致，便严厉地批评说：“同志，要知道这种马虎粗心的工作作风会致人死地的，今后绝不允许再有类似事情发生。”说着便生气地拿着软膏刀，把瓶签刮掉了。护士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同志和蔼地拍拍这个护士的肩膀说：“小同志，我刚才严肃的态度是好意，就是方式不好。你要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死亡的。今后要耐心、细致地工作。我们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啊!”听了这番恳切的话，护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医疗用的纱布、棉花、绷带都是用过后洗净消毒再用。医院对旧敷料的消毒操作过程做得不够好，白求恩发现后立即严肃指出：“不要小看消毒工作，要知道敷料上带有细菌，敷在伤口上，就会引起发炎化脓，影响治疗效果，我们应该像消灭敌人一样来消灭敷料上的细菌。”他提出了“消毒十三步法”，采取严格的消毒措施。后来，这种方法推广到全区各医院。

　　在病房里，他对工作人员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全神贯注，稍有疏忽，就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在实习周中，每个学员都轮流做手术。手术前，白求恩总是先进行考问，如答不对，就先讲解切口、神经、血管，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手术完毕，让学员每人开几个处方，然后由他细心修改。他自己也开几个处方，供大家学习。学员边学边做，提高很快。实习结束时，白求恩说：“这七天来你们也许说我太严格了吧，可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如此，不然你们就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当年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回忆说：有一次，一个护士随同他给伤员换药，双手托着换药盘时间长了，护士一只手不自觉地放进了口袋，白求恩发现后，很严厉地看他一眼，他便立刻把手拿了出来，托好药盘。大家都知道，白求恩不允许医务人员在病房里把手插在口袋里，而要求每一个人随时做好准备的姿势，即便是观摩别人诊断和动手术，也不许袖手旁观。

　　白求恩在1938年7月19日给马海德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他为了说服人们给伤员献血，在自己身上抽了300毫升血，以证明这种做法既无痛苦，又无危害。

　　白求恩对待医疗工作的严肃态度和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使全军区的医疗工作大有起色。玩忽职守、违章操作和“推卸责任”的情况大为减少，战地救护工作在艰苦环境中正常进行。

　　1938年9月，日军向五台山逼近，白求恩率队随军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蛟谭庄一带。在此工作一月多，共为60多名伤员作了手术，并率医疗队参加了洪子店战地医疗。

　　11月下旬，白求恩参加了三五九旅广灵——灵邱公路伏击战战地救护，手术室设在离前线数里的黑寺小庙，连续工作四十小时，作手术71次，手术后三分之一的伤员情况良好。战斗结束后，白求恩回到杨家庄，在12月8日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段不平常的日子：“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形做了更详细的记述：“战斗打响后，非常激烈，敌机在手术室上空盘旋投弹，炸弹落在做手术站的小庙旁边。白求恩仍不停地动手术。同志劝他暂时转移，他昂然回答：‘前方战士的岗位在战斗的火线，我们加快战斗岗位在手术台，前方战士不会因为轰炸而停止战斗，我们也不能因为轰炸而停止手术’。”他就这样紧张地度过了两昼夜，连续做了七十一次手术。战斗胜利结束，手术还在进行，王震旅长亲自来到手术站，陪同白求恩同志作完了最后一个手术。由于治疗及时，效果良好，三分之一的伤员没有发生感染，白求恩同志十分高兴，他说：这次治伤开创了新纪录，超过了在西班牙的成绩。”

　　这次战斗，白求恩实现了他对毛泽东许下的诺言：至少救活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

　　这次战斗，白求恩的那句话“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被逐渐简化为：“医生，到伤员身边去。”很快在战场上传开了，成了战地医生的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

　　“医生，到伤员身边去。”这句话，白求恩绝不是只说给别人听的，在晋察冀战区，他用行动和生命去实践了它。

　　1938年年底，在灵邱县杨家庄，白求恩急于要完成特种外科医院的建设。当时这里收容了三百多名重伤员，他每天都要做十多个手术。一天，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经检查要做离断手术。可是这个伤员受伤时流血过多，精神萎顿，发着高烧，处于严重贫血状态。不立即做手术，短期内会死亡;做手术需要输血。当时的输血液只有从现场采集。可由于许多人仍对输血没有正确的认识，误以为输血会损伤身体，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也刚用自己的血输给伤员在医务人员中动员过。但是，当白求恩准备给这位伤员输血时，没有一个人肯献血。

　　在这情况危急的关头，白求恩伸出胳膊，用不可置疑的口吻说：“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我可以输，准备手术吧。”叶部长考虑到他连日劳累身体虚弱，年龄也大了，想另找一个人输血。白求恩拦住他，坚持自己可以输血。为了营救伤员，输血手术越早越好。这样，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员的300毫升血液流进了八路军战士的身体里。输完血不久，这位伤员饮食增加，体温开始趋于正常。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没过几天，杨家庄的医生、护士、文书，甚至老村长、妇救会主任，纷纷报名，组成了一个志愿输血队，解决了战地输血困难的问题。“万能输血者”的事迹也随之传遍战区各地。

　　1939年2月，日军向冀中平原发起大规模“扫荡”。白求恩组织了一个十八人的“东征医疗队”转移到这个战区。到6月，白求恩先后参加了吕汉、大团丁、齐会、宋家庄战斗中的救护工作。这期间，他穿梭行程1500余里，在枪炮声中施行大手术315次。并根据运动战、游击战的不同特点，设计出一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和“白求恩换药篮”。整个战区的有名战斗中，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作为一名“在前线年龄最大的战士”，他对伤员不仅仅施行医疗救护，给予生理、身体上的帮助，而且用最真诚的关心和爱护，温暖着伤员的心。

　　董兴谱，这位当年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的护士长，对下面的事记忆犹新：

　　他经常说：“病人生了褥疮，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的罪过”。一次，一个膀胱负伤的伤员，夜晚将导尿管出口拉到炕上，结果把被子弄湿了。当时医院被子不够用，一时换不过来。白求恩查房时发现了此事，他得知情况后，转身回去把自己的被子抱来了。尽管伤员和在场的护士再三阻拦，他还是将自己的被子给伤员换上了。伤员激动得眼泪直流，护士更是感到惭愧。几天以后，又出了这么一件事。天刚蒙蒙亮，一个生褥疮的伤员，褥子湿了，护士刚发现，正要去换，白求恩来了。一见伤员的褥子湿了，他二话没说，转身跑到自己房间，一把扯下棉布门帘，拍净上面的土，亲自送来给伤员铺上了。

　　有一次，一个重伤员要小便，喊护士，护士正好不在，这事被路过的白求恩听见了。他以为伤员要大便，忙拿来大便器，而伤员是要小便。白求恩弄明白后，又跑出去拿来小便器。伤员很感动，小便完后，他又端出去倒掉。然后才接着去另一个病房检查。

　　他对伤员的生活也十分关心。有一次亲自下厨房，给一个吃不下饭的重伤员弄来一碗他想吃的鸡蛋羹，在翻译董越千的回忆中，白求恩时常把聂司令员从前方缴获的香烟、罐头、食品等送给他的东西，分大部给伤员。送给他缴获的日本毛毯，他自己不用，也都给了伤病员。

　　而他自己生活则相当简朴。他常穿着八路军单薄的军服，有时还穿草鞋，行军中曾以煮熟的玉米棒子充饥。他常说：“我是个八路军战士，我也要和你们一样”。一天深夜，他房间里还闪着灯光，院长林金亮走近一看，这位年迈半百的医生，拿着带在身边的针线包，戴着老花镜，凑着昏暗的油灯，正在一针一线地仔细缝补他那破旧的灰行装。看到这种情景，院长激动不已，浑身充满热流。

　　还有一件事。那是他刚到晋察冀军区后不久，毛泽东从延安打电报给聂荣臻，要他好好照顾白求恩，每月发给白求恩100元津贴。白求恩得知后，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当时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一般干部2元左右，司令员聂荣臻也只有5元。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谢绝每月100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加拿大汇给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

　　那么，白求恩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生活的呢?在193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白求恩不仅对部队伤员这样，对群众也非常关心，尽力为他们解除病痛。他常常背着药箱顺着羊肠小道，在月黑风高的秋夜走进农舍，出现在急诊病人的炕头。在骄阳当空的下午，他手拉着一位胸前长着大瘸子的老乡，走进了手术室。患兔唇的孩子，有流产危险的孕妇，摔伤了的年轻人……边区不少群众都身受过白求恩的悉心治疗。群众感谢他，给他送来红枣、鸡蛋，他却婉辞了：“我们是八路军，为人民服务，不要报酬。”

　　白求恩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到前方后，他几乎每月都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军区司令员写工作报告，并要求把报告转寄给加拿大共产党，给美国的援华委员会也经常汇报工作。

　　白求恩就是以这样的工作态度，革命热情，活跃在抗日战场上。1939年夏，他随军返回冀西山区。在中国，也是在他生命历程中，度过了最后半年时光。

　　回到冀西后，没有大的战事发生，战场略显平静。这时，白求恩从聂司令员那里得知，国际援华委员会汇来的款，宋庆龄从南方运往医疗队的药品，还有一些国内外极力想到敌后来的医生，这一切都被国民党蒋介石扣留了。气愤之余他想到：在冀中激战中，药品快用完了，麻醉药早已一扫而空了，而许多伤员还躺在病床上。此时他也正想开办一个医科学校，建立自己的医药工厂。为此他提议亲自去北美募集经费、药品、器械和书籍。中央批准了他的提议。于是他一面忙着照顾伤员，一面着手各种赴美的准备工作。他还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为未来的学校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教材，并提出筹办制造纱布、假腿、夹板的工厂。他这个宏大的计划，对当时军区的医疗工作，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晋察冀期间，白求恩曾先后编写另外二十多种教材，如《战地救护须知》、《战伤治疗技术》、《初步疗伤》、《灭毒十三步法》，配制了一些药品，如防止伤口化脓感染的“毕普”(BiPP)药膏。

　　临行前，他又提出组织卫生巡视团到各军分区卫生部和医院去巡视。9月25日，巡视团开始出发，历时45天，行程1200多里，对军区所属各医院、休养所、卫生所进行了检查，并组织了讲课和示范表演。

　　10月20日，是白求恩预定启程的日子。军区在此前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就在这前夕，军区给来命令：由于日军对北岳山区发动大规模“冬季扫荡”，军区卫生部必须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战场。白求恩毅然决定留下参加反“扫荡”，他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战斗结束，我再启程。”

　　10月下旬，白求恩率医疗队进入摩天岭战斗前线。这次参战，成为他履行“医生，到伤员身边去。”这一职责的最后一次实践。

　　摩天岭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手术室设在涞源县孙家庄距火线很近的一座小庙里。炮弹在手术室周围不停爆炸，房间里硝烟弥漫，房顶的灰尘不断被震落下来。大家多次劝白求恩撤离到安全地方，他都拒绝了。

　　10月28日，在为一位伤员作手术时割破了左手中指。11月1日，在中指局部发炎的情况下，又检查了一个外科传染伤员。在给这位伤员做手术时，没顾上带橡皮手套，割破的中指又受到感染。不久，中指肿胀，痛得厉害。11月7日，前方战斗更加激烈，他坚持要求上前线。这时中指肿得更厉害，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9日，割开脓疡，精神稍好一些。几经劝说，他才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枪声中离开了前线。10月下午，来到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11日，他在给他后来的翻译朗林同志的信中，叙说了这一段的经历：“昨天我从前线回来，我在那里没有用处，因为我不能起床做手术。11月7日，我离开冀中军区后方医院的驻地——孟子岭，潘和我向北走，当时我的手指中毒。……我们不知道各流动医疗队或者王大夫率领的医疗队在哪里，便转向西方。11月8日，……我整天打寒颤。体温达摄氏39度6，烧得我不能起床。……第二天(9日)，呕吐次数更多，体温继续上升。10日，三团团长因我病重下令将我送回。整天躺在担架上呕吐，体温更高，超过四十度。我想我害的不是败血症，就是伤寒。失眠，但神志十分清醒。服用菲纳西丁、阿斯匹林、托氏散、安替必灵、咖啡因等剂，均无效。今天陈大夫来了。如果呕吐停止，明天将回到花盆医院。”可是，当晚他再也没有等到“明天”天亮。

　　白求恩到黄石口村后，聂司令送来急信，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来了，要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安全地把白求恩转移出这个处于敌人威胁下的区域，挽救白求恩的生命。但由于长期疲劳和疾患的折磨，使他消瘦的面孔越发苍白了。四肢冰冷。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病情仍不见好转。

　　作为医生，白求恩也深知他眼前的病情，11日下午，他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下了最后一封信，晚上，昏迷多次，当他最后一次苏醒后，他看到满屋神情紧张，抽搐落泪的人们，安详地微笑着，抬高了头，坚定地说：“不要难过……我多么不愿离开你们啊!……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1939年1月12日清晨5时20分，当白求恩又一次昏迷过去时，便永远地告别了他的战友们。这时站在窗外等待了大半夜的群众，和屋内的人们，全部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白求恩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但他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