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创造精神”的王震

　　王震(1908—1993)，字余开，曾用名正林、建成，1908年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工人，并开始接触党的组织。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1929年，参与组建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和游击队，任特区区委书记，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六师政委。1930年后，任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委、师党委书记，红八军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是湘赣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委，在任弼时领导下，与军团长萧克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率部西征。同年10月到达黔东，任中共湘鄂黔省委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1935年11月率红六军团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1941年率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兼任中共延属地委书记。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劳动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有创造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先后任中共晋绥吕梁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1993年逝世。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震刚正不阿，雷厉风行，战功赫赫，是一位世人敬仰的传奇人物。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次战斗中，他指挥的部队朝气蓬勃、敢打敢拼，总能出奇制胜，被誉为“模范党军”；在抗战初期扩军工作中，他力排众议，抓住时机，放手扩大部队，充实战斗力量；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他带领三五九旅创造出“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的生产经验，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典范，“有创造精神”，这更是对王震革命生涯的高度概括。

　　敢为开路先锋的“飞将军”

　　王震出生于浏阳县北盛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3岁时便离开家乡到长沙谋生，先后当过人力车夫、铁路工人，并开始接触党的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鄂东南地区组建红军游击队，成为湘赣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1932年11月，在国民党对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国民党军不断从北翼蚕食湘赣苏区，红八军果断反击，将敌人全部击溃，王震及其领导的红二十二师表现突出，让初来乍到的萧克为之赞叹。1933年8月1日，王震荣获了三等红星奖章。1934年，他在任弼时的领导下，与萧克一起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1935年4月12日，在龙家寨战斗中，由于第五十一团团长周仁杰身负重伤，王震到团指挥所指挥战斗。他骑着马，挥着刀，冲锋在前，在战斗中，王震受伤流血不止，但他始终坚持战斗，全团战士个个如虎添翼，向敌人发起冲锋，迅速占领了敌人阵地。任弼时后来曾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说过：“我军胜利突围，胜利渡江，王震同志立了头功”。1935年11月，他与萧克率红六军团长征，于1936年秋胜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委员、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为开创晋西北、雁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0月16日，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到达山西崞县以西的贺家店，任务是寻找战机，主动作战，切断交通，配合友军进行忻口战役。10月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取得奇袭阳明堡大捷，王震料到敌人必将进行报复，率领部队到阳明堡西南两侧山地打伏击，次日中午，果然有敌人车队经此地开往阳明堡，待敌人车队进入埋伏圈时，王震一声令下，我军猛烈开火，经数小时战斗，炸毁汽车7辆，击毙敌人20余名。这是王震直接指挥的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此后数日，王震指挥部队又在这里连续伏击敌人，共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30余辆，彻底切断了日军交通补给线。1938年2月17日，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在忻县以西三交、岔上一带集结，对同蒲铁路北段展开破袭战。王震首先率领部队袭击平社车站，22日，第七一七团急行军一百余里，于当夜到达平社车站，即以第一、第二营进行突袭。我军利用黎明前的黑暗，用手榴弹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一举歼灭敌人60余人。在此期间，第三五八旅也连续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10天奋战，全师共歼敌800余人，攻占据点7处，炸毁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桥梁8座，铁路20余公里，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交通，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作战。5月28日，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开往桑干河流域。6月初，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70余次战斗，歼敌2000余人，建立了以恒山为依托的雁北抗日根据地。10月起，他指挥部队进行了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全歼敌田中大队，有力地配合晋察冀边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攻。1939年春夏，王震指挥所部又进行了有名的上下细腰涧、作新村等几十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击毙敌寇常冈宽治旅团长。上下细腰涧战斗，是第三五九旅挺进敌后以来进行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也是晋察冀边区创建中给敌人的一次重大打击，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的辉煌战绩，震惊了侵华日军，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王震部“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贺龙在1942年检阅第七一七团时说：“第三五九旅无论在红军年代，在抗战中，都建立了许多光辉的战绩。无论任何顽强的敌人，碰到九旅，不全部被歼灭，也要被歼灭一大半”。“广大的人民给你们旅长王震同志起了个绰号叫‘飞将军’。这个绰号叫得好，因为他是人民自己叫出来的啊！”①

　　第三五九旅在1937年9月出征时，王震率领到山西前线的只是第七一七团，全团只有千把人。王震除了带领部队英勇作战，痛击敌人，同时狠抓扩军工作，部队迅速壮大起来。当时，在部队内部领导层中，对扩大部队问题有争论。王震后来回忆说：“当时跟在敌人后头拖它，还是让它去，这是两个方案，就有争论了。”有人认为扩大部队是“招兵买马”，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应该循规蹈矩，维持原有建制，王震坚定不移执行朱、彭和贺、关“扩大本身”的命令，放手扩大部队。当时扩大部队的方法，主要是由部队抽调干部派工作队宣传、动员各地爱国青年参军，同时帮助地方党委和抗日政府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经过训练和战斗锻炼，逐步升级编入正规部队。王震在充实第七一七团的基础上，又扩建了两个新团，第七一七团补充后入数为3200人，以平山团为基础编成的第七一八团2580人，以崞县团为基础编成的第七一九团2620人，旅直属队1100人，共计9500人，加上其他的支队和大队，全旅共计1.1万人，极大地充实了战斗力量。王震也高兴地说：“三五九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才几个月，由于我们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群众相信我们，投奔八路军杀敌救国，就由千把人发展到一万多人，算得个加强旅了。”贺龙在晋绥军区一次会议上表彰王震在建军工作中的创造精神，他说：“三五九旅王震同志，他那种对于党和阶级，对于每个战斗任务的负责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过河的时候只有一个团，今天发展了好多。他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他的这种创造精神，特别是建设部队，帮助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堪称模范。”②

　　爱憎分明的王胡子

　　1939年8月，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中央军委急调第三五九旅回师陕北，同年9月，王震亲率直属队和第七一七团通过雁门关、同浦路封锁线，于10月4日到达绥德，并立即被任命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员。

　　绥德地处黄河之滨，东临山西，西连宁夏，北通绥远，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抵御日军进犯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既不撤走所设的政权机构，也迟迟不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还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来绥德任行政督察专员，继续向已划定为陕甘宁边区所辖的23个县派任县长，造成国共两个县长、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何绍南是侵华日军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受蒋介石器重。他来到绥德后即提出“瓦解中共”，并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赤化区域”的计划，在区内大量制造摩擦事件，迫害和残杀八路军指战员和抗日人士，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及通行证，私贩鸦片，破坏八路军声誉。王震到绥德后，一面积极部署河防，严防日军侵犯；一面认真应付何绍南的挑衅，警惕突发事变。

　　王震采取有理有节的策略，团结友军和进步人士，与何绍南针锋相对，展开坚决斗争，打掉其嚣张气焰。在到达绥德不久的庆祝双十节纪念大会上，王震登台讲道：“我们八路军在前方浴血奋战，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打日本鬼子，反而制造纠纷，破坏团结抗战，尽做有利于日本鬼子的坏事。”何绍南按捺不住，蛮横无理地讲道：“八路军抗日，怎么跑到陕北绥德来了。”听到这些，王震义正词严地说：“绥米葭吴清这一带河防靠谁把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是我们八路军严守这段河防，你还能在这里做专员吗?不知道你们早就溜到哪里去了！”

　　何绍南无言以对。经过这次较量，何绍南越发觉得王震难对付，他更变本加厉地组织反共活动，他组织暗杀队和石头队，黑夜偷袭我军，暗害群众，甚至拒绝为我军代购军粮，胁迫群众不准接近我军。

　　王震对于何绍南的倒行逆施寸步不让、坚决斗争，遇事亲自找他谈判，当面斥责，在军事上将第三五九旅旅部驻在城北仓廒山上，居高临下，监视全城。王震得知何绍南主力在绥德二郎山上修筑了工事，就下令将两门大炮架在驻地山头上，对准二郎山何绍南阵地。在何绍南保安队驻兵的地方，我们也加强兵力部署，严察保安团丁的胡作非为。

　　与此同时，王震还加强与友军和开明人士的统战工作。镇守榆林方面的邓宝珊将军，对共产党、八路军态度友好，他到绥德不久，就亲往榆林拜访，商谈合作抗日，邓宝珊对何绍南的胡作非为早有不满，他虽不能直接控制何绍南行动，却可利用他在陕北举足轻重的影响，关照何绍南少惹事端。绥德有一位为人公正、富有学识的开明绅士安文钦，王震经常与他来往，还有一位下野的国民党军旅长刘绍庭，王震同他交朋友，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经过这些周密的工作，迅速打掉了何绍南的嚣张气焰。何绍南见势不妙，慌忙逃离绥德。为了彻底把何绍南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当即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等人，要求将其押回陕北，给予审判。一次彭德怀路经西安意外碰见了何绍南，当面警告：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慑于这些警告和王震的威严，何绍南不敢再去绥德当专员了。随后，延安各界一致推举王震兼任绥德专员。王震履职后，认真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绥德地区面貌焕然一新。

　　在驻防绥德期间，王震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他带领部队官兵种粮、种菜、养猪等。他说：“1939年冬开始生产，到1940年5月就达到蔬菜自给，养了猪，到下半年每人每月能吃到一斤肉。”③当时部队从前方返回边区，穿衣问题也十分突出。供给部门一度只能给每个战士几斤羊毛，让大家自己捻毛线、织毛衣越冬。有创造精神的王震，能从当地实际出发，除种植小块土地之外，还积极筹划开办了一个纺织厂。刚开办时，他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从一位老太太家里找到了一架她家祖孙三代用过的木制织布机。经试验后核算成本，比买商人贩运来的棉布便宜得多。经过一段忙活，纺织厂终于在绥德一座破庙里开工了。王震给它定名为“大光纺织厂”，“大光”就是响应党中央号召，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意思。工厂开业时，王震又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厂门上。上联是“动手动脚，自给自足”；下联是“同心同德，爱国爱民”。在他的关怀下，大光纺织厂的生产越搞越红火，到1940年冬，该厂已初具规模，不但解决了全旅战士的穿衣问题，而且还可以支援其他部队和上市出售。

　　执行屯田政策的模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④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1941年3月，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遵照毛主席“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分三批浩浩荡荡从绥德警备区开进了南泥湾。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90华里处，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它的核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一个“丫”字形，全区可耕地面积100万余亩。三五九旅刚到这里的时候，到处荒无人烟，荆棘丛生，野兽成群，生活极为艰苦。没有房子，王震和大家一起搭草棚子；没有粮食，王震和大家跑到50公里以外的供应站扛粮食；没有菜吃，王震带领大家上山寻野菜；缺少农具，王震亲自领导干部战士用废铁和弹片打制。

　　面对新的使命，首先要克服一些人思想上的障碍。三五九旅是一支攻无不克、“百战百胜的铁军”，战士们起初不了解农业生产对解决财政经济的意义，让他们拿起锄头去开荒，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认为“当兵吃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有当了兵还要种地的道理?”有的认为在后方生产不如在前方打仗光荣等等。针对这些思想问题，王震向全旅干部作动员讲话，他说：“一手拿枪，英勇顽强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一手拿镢头，在广阔的荒山野岭里开荒种地；以多打胜仗消灭敌人，搞好生产多产粮食的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的经济封锁。”⑤经过深入的政治动员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开展大生产运动，就是为了保卫和建设边区，这同与日寇直接作战一样是光荣的事，广大指战员明确了生产目的，解决了思想上的疑虑和抵触，大生产的热潮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全旅指战员在王震的率领下，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鼓舞下，迅速掀起了生产热潮。随着生产发展，逐步建立生产管理制度，各级都组织了“生产委员会”，有专职干部负责生产计划与管理，全旅统一安排时间，全年以8个月时间练兵，3个月生产，1个月机动，使生产和练兵得到统筹兼顾。⑥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配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组织驻绥远伊克昭盟地区守军和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向三边分区进逼。为反击国民党进攻，毛泽东命令王震任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由于做好了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何文鼎部陷入困境，悄悄退回驻地。

　　完成了保卫三边任务，途经延安南返时，正赶上1942年春节，中央军委特留下第七一七团与延安军民共度佳节。毛泽东接见王震时，特别表扬了他采取攻心战术和主动出击的精神。他说：“一个指挥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根据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采取出奇制胜的决策。”在接见第七一七团全体指战员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赢了一个大胜仗。边区是个好地方，顽固分子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把你们从前方调回来，有事就打仗，没事就生产和学习。”⑦

　　让习惯了冲锋陷阵的战士们扛起锄头开荒种地，还面临着缺乏开荒种地经验的问题。因为缺少经验，刚开始时，就是最强的劳动力，一天也只能开出四五分地。为了能够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王震亲自向延安的劳动能手请教，并用换工的方式，派战士帮他们种地，请他们到部队传授耕种技术，又请垦区有经验的老农到部队指导种地。垦区有个12年前搬来的老农朱玉寰，已经71岁，牙齿都掉了，种庄稼在行，是个劳动能手。他见部队指战员开荒种地干劲大，但方法不对头，常主动地向战士传授种地技术。王震了解情况后，去请他来部队指导种地。王震诚恳地说：“在种庄稼上，你就是我们的长官。我委你当农业生产副官，给你写个执照带上，不管你走到三五九旅哪个单位，你拿出执照来，给他们一看，他们就好好招待你，请你指导种庄稼，请你批评。你看怎样?”朱老汉答应了。王震就叫供给部发给他一身军装，还发给他一张执照。朱老汉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又到了延安三十里钠找来一位30年前从山东逃荒来的马老汉，介绍他参加部队，一起指导战士种庄稼。

　　1941年，由于全旅上下艰苦努力，全旅开荒种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疏菜164.8万斤，每百人约养20头猪，经费自给(包括衣服、油盐、津贴、杂支等)78.5%。1942年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经费自给达90.3%。⑧

　　1942年底，王震领导大家对全年生产进行了认真总结，根据第一年生产经验，向全旅提出了三年奋斗目标：1942年做到大部分自给；1943年做到全部自给；1944年做到自给有余，争取向政府交纳一万石公粮。围绕这个目标，在经营方针上，王震明确提出要搞多种经营，把整个生产活动概括为农、工、商三个方面。农业除了开荒种田，还要发展畜牧家禽，不但解决粮食自给有余，还要改善副食供应，提高全体指战员的生活水平；工业包括各种工厂和作坊，要着重发展纺织、缝纫、造纸、肥皂等工业，除了解决部队被服和办公用品供应，还要为地方市场提供产品；商业包括运输，除开办各种长短途运输队，广设骡马大店和运输网店，除了保证部队生产和生活供应，还要为地方贸易提供方便，为扩大再生产积累更多资金。

　　围绕上述经营目标和方针，各单位根据各自情况制订具体计划和措施，为完成目标贡献力量，到1942年夏天，整个南泥湾已经呈现出田间肥美、猪羊成群、窑洞满山、市场繁荣的景象，接连三年，超额完成了王震提出的奋斗目标。群众称赞说：“你们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队伍啊！能打仗，能生产。过去反动军队是吃粮的，尔格军队还生产交公粮。”到1944年播种耕地面积26万余亩，主副食经费全部自给有余，粮食生产达到“耕二余一”。

　　但是，伴随着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所有生产成果全部归公，战士的个人利益得不到照顾，成为分配制度的一大缺陷。1944年初，王震分别同一个坚决要求退伍的老红军战士及一个开小差的战士做了坦诚的谈话，了解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由于个人利益得不到照顾。王震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主持召开旅生产委员会，决定实行公私兼顾的分配原则，并且写入1944年生产计划。计划写道：“我们计划每人完成6石1斗细粮，每人一年食粮约1石8斗，3斗需作军服费用，共2石1斗；其余则公私平分，公家2石，私人2石，实行公私兼顾原则。私人分得粮食，可以汇寄回家或存入军人合作社。”这一分配原则，极大提高了战士生产热情，从而高质量地完成了本年的生产计划。

　　在生产运动中，王震带头，各级干部都以身作则，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他提出，“上至旅首长，下至伙马夫，一律参加生产，不使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从旅部到连队，干部战士都编入了农作小组，王震将旅部的公务员、饲养员、炊事员等都编入了农作小组，他还特意为自己打了一把大号的镢头，到下边检查生产时随身扛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一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由衷赞叹道：“王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也都跟战士一样开荒种地。为了进一步改善部队伙食并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王震亲自主持部队司务长、炊事班长、生产经济副营长的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详细的关于改善伙食、增进军人健康与粮食节约问题的报告。在开会那天，王震亲自下厨做饭做菜，教大家“杂合饭”的做法。按照这一办法，3个月内就可以用土豆、南瓜、芋头、玉米、荞麦等(杂粮合吃法)节约1个月的粮食。开会那天，大家吃的骨头肉红烧土豆，清炖牛肉萝1，烧猪杂、牛杂，都是王震旅长亲手做的。他还和大家研究订出改善给养的新办法，拟订出标准菜单，提高各部队伙食。由于部队首长们亲自参加劳动和对战士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得全旅上下、官兵之间、同志之间，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感情，大家同心协力，为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而努力。⑨

　　在王震的带领下，三五九旅认真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第二位，商业第三位”的生产方针，在南泥湾开荒种了30多万亩土地，打了一千多孔窑洞，建起六百多问平房，买了一万多种家具和农具，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终于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陕北江南”。王震也由于吃苦在前，成绩卓著，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劳动英雄。南泥湾垦荒的创举和经验，对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典型示范作用。1942年以后，边区其他部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先后出现了槐树庄、金盆湾等屯垦区。

　　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开展情况。1943年夏末，朱德对三五九旅屯垦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你们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执行“南泥湾屯田政策”，三年来已取得伟大的成绩，这一成功经验，开创了中国军事历史中的新纪元。这个新创造，对我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1943年秋，毛泽东在秋收时亲自到南泥湾视察，他看到一派丰收景象后高兴地说：“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是执行屯田政策的模范，感谢你们为党创造出怎样建军、养兵的新办法。”“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的生产经验，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通过实践已经总结出来了。当时在延安休养的著名爱国将领、晋绥边区行署主任续范亭，1942年7月应朱德邀请，来南泥湾桃宝峪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目睹这一改天换地的劳动伟绩，写诗赞扬道：“敌后撑持不世勋，延安建设赖将军，千金三致陶朱富，马上经营让此公。”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访问，在安排记者团访问日程时，考虑到王震已是抗日名将，南泥湾垦区又中外闻名，因而，中央安排记者团首先访问南泥湾，由王震出面接待。记者团于6月6日到达南泥湾，第二天便到第七一八团参观访问，全体指战员全副武装，身穿崭新的黄呢子军服，分列成一个个检阅方队。首先举行了阅兵式，然后由在军事训练中荣获“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战士表演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技术。不少外国记者赞叹地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训练这样良好的军队，国民党不用说了，就连美国军队也望尘莫及，他们原以为部队担负了繁重的生产任务，军事技术肯定会荒废，事实却恰恰相反，这真是个奇迹。随后，记者团还来到第七一九团驻地九龙泉，为使记者团进一步了解我军军事素质和战术水平，王震亲自组织了一次对抗演习，由两个团参加演习，七一八团进攻，七一九团防御，演习场地长达20余里，不少中外记者从没看到过这样壮观的军事演习，无论进攻部队还是防御部队，在硝烟弥漫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动作熟练，当部队进入短兵相接、白刃格斗的紧张时刻，那些外国记者情不自禁地跑下山头冲进战场，为战士喝彩助威。演习完毕，在驻地设宴招待全体记者，席间丰盛的菜肴全部出自战士们的劳动成果，这使中外记者们惊叹不已。南泥湾之行，使中外记者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同时，外国记者都对王震留下了深刻印象，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斯坦因等人在自己撰写的通讯和回忆中，都用很多篇幅记述了王震的事迹。

　　★张海波

　　①《贺龙文选》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7页。

　　②《贺龙文选》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③《回忆南泥湾》，新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⑤梁星亮，杨洪：《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⑥《第一二〇师映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2页。

　　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⑧《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页。

　　⑨《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页。

　　联系群众的楷模——毛泽东题词表彰的22位生产英雄/陈燕楠主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