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务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被全党广泛地认识和接受也有一个过程。在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明确被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延安时期成熟，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是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思想首先是毛泽东本人的创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大量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就为毛泽东思想创造了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开始进行本质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自己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到整风运动的几个文件，毛泽东已经对自己思想的本质达到了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概括。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前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员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在于根据中国的特点，通过民族的形式。目的是创造一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明确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哲学的高度看，就是一般和个别相统一，所谓一般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所谓个别就是中国具体革命实践。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著作中，对上述思想作了概括，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原则。他在分析党的建设过程中指出，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这时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使革命遭到失败。第二阶段，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第三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党凭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尤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思想从总体上已经成熟，其独特的本质已被毛泽东本人揭示出来。1943年，毛泽东在致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①。这里，毛泽东是非常看重他整风运动中的几篇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究竟为什么？我们认为，正因为这几个文件全面系统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后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都出于毛泽东对他自己思想体系本质的把握。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所说的几个文件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批判了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态度，论述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态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基本点和根本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都作了充分论证。在《整顿党的作用》中，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一步阐述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毛泽东详细分析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论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理论，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家。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理论家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真正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反对党八股》主要意义在于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这三篇著作从根本上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本质。

　　正是基于这一条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也提出来了。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首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他说，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和政治科学，军事路线和军事科学，这三个方面初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在不久，陈毅在党的21周年纪念文章《伟大的二十一年》中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和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7月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邓拓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纪念建党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一概念。他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革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且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建议写的，而且毛泽东和王稼祥一起谈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章写成后，也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在谈意见时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有‘毛泽东主义’。我没‘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②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理论界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几种概念。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概念。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揭示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毛泽东思想”是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其内涵。因此，从“发生定义”来看，“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

　　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同样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基本的理论概括。1941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组成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委托王稼祥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就是后来《决议》形成的初稿文献。1944年5月，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负责《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1945年《决议》经过反复讨论，比《结论草案》更准确、更翔实、更科学。从1941年《结论草案》到1945年《决议》，毛泽东都参加了文件的起草修改，仅《决议》草案，毛泽东就曾作过6次修改。修改后的《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政治方面。《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中国性质，基本国情，阶级关系以及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等方面所作的突出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总之，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第二，在军事方面。《决议》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

　　第三，在组织方面。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他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决议中，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坚持的民主集中制，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面，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成为我军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第四，在思想方面。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情况的调查研究，尤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再三再四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本质上，两者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片面的相对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是理论联系实际。

　　可见，《决议》为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党章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写入总纲。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刘少奇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时对毛泽东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循着这条道路，在1927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和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同时，他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们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对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争，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还须继续努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页。

　　②转引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56页。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