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但并不是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一文中回忆说：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这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在华期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然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为躲避军阀迫害，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并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经过考察，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以下活动：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录(58人)

　　姓　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姓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陈独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德荣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汉俊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董必武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潭秋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望道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包惠僧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玄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伯垂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邵力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恩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袁振英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健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林伯渠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郑凯卿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雁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俊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泽民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杨明斋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叔衡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俞秀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彭 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启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贺民范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中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易礼容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子博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焘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中夏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博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高君宇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植棠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孟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季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罗章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尽美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仁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恩铭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范鸿劼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翔千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缪伯英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申府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张太雷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恩来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李梅羹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清扬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朱务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世炎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宋　介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培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江　浩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施存统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吴雨铭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佛海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第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指出，我们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着优势。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不仅如此，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时，必有自己的特性。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认识虽然还很粗略，但它对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驳斥了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所主张的，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李达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我们应当实行“马克思还原”。毛泽东也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有《劳动者》、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370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余人。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1000余工人参加庆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第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为书记。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这些组织后来因成分复杂、意见不统一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活动。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当时一份档案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还了解和研究不多，对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这说明，党在成立时就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尽管有这些规定，在党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来说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对症之方”。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指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前所述，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尽管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这个初生的党来说，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经验缺乏可以在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党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它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附庸，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所以，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在斗争的实践中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起来。归根到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