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新中国，冲呀！”——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他们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到，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美国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不同意这样做。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据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与此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关于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企望美国能提供更多的援助。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和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声明，并要求美国派一高级军官来华，“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杜鲁门复函婉拒后，11月底，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又赴美乞援，也处处碰壁。12月中旬，蒋介石不得不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这时，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帜并逼蒋下台，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在白祟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都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改弦更张，与中共“恢复和谈”，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的进行。这样，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等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的求和声明的虚伪性。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模糊和动摇，他强调说：“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要求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有力的教育和解释工作，继续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决议要求全党继续提高警惕，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于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指出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能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获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对声明的坚决支持。他们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中间路线之存在”，并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的声明，是对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的有力揭露。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即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接着又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2月上旬和中旬，他还邀请南京、上海的社会名流组成“人民和平代表团”两次访问北平，以推动和平谈判。

　　但是，李宗仁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国民党方面的一种“和平”假相。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里。蒋介石在下台前夕，就为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作了部署。他任命陈诚、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后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他还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州、广州和重庆的绥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和秦岭山脉，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他将国民党中常会移到广州，计划争取三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蒋介石下台后，在浙江奉化溪口建立七座电台，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操纵党政军大权。就李宗仁本人而言，他虽然承认中共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其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的一些地区，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

　　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北平、天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长江以南和西南各省依然完整，如能拉拢一些自由主义人士进行“民主改革”，重振士气，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住江南及其他某些地区。李宗仁还认为：“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因而他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或至少5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他并且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以加强他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政府所制定的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总之是守江谋和，划江而治。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饬军事为重”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尽管这样，中国共产党仍然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来，以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为此，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同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的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解放军渡江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坚持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表示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作宽大的处理和适宜的解决。经过半个月的协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

　　南京政府代表团一致认为，这个和平协定可以接受，便于4月16日派黄绍竑将协定草案带回南京。李宗仁向蒋介石请示。南京政府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进行了紧张的商讨。到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渡江战役，胜利强渡长江，开始解放江南和向陕、甘、青、宁、新广大地区的进军。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计划终于破产。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人员，在中共的真诚挽留下，都没有南返，随后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中央社制造“张治中在北平被扣”的谣言，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以坦诚的态度表示：“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他劝告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能“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不要再“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

　　渡江战役

　　早在淮海战役临近结束时，蒋介石就已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长江以北的残余军队撤至长江以南。接着在“和谈”的掩护下，又加紧部署长江防线。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约70万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约45万人，在江西湖口至上海的地段上布防;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约25万人，在湖口至宜昌的地段上布防。另以海军舰艇120余艘、空军飞机280多架支援作战。他们幻想依凭长江天险和海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布防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首先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同时以第四野战军一部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在平津战役结束后迅速南下，参加渡江作战。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没有单独讨论军事问题，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极为关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3月下旬，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由粟裕、谭震林、刘伯承分别指挥的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湖口间500余公里的地段上，有重点地分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江防;另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归西集团指挥，在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指出，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可以按照《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和平协定。

　　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4月21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渡江。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航渡工具，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有进无退的战斗作风，不顾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和多次反扑，千帆齐发，于4月22日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队近千里的江防阵地，登上南岸，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

　　当渡江作战即将发起时，4月20日9时左右，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由东向西，闯进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不顾解放军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激烈炮战。该舰被击伤后，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4月20日13时，停泊南京的英舰“伴侣”号下驶接应“紫石英”号，被击伤后仓皇向东逃窜。4月21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率旗舰“伦敦”号和快速舰“黑天鹅”号溯江西上，被解放军炮火击伤后东逃。三次炮战毙伤英军111人，包括舰长、副舰长4人(一毙三伤)。长江炮战事件，震惊世界。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后任工党政府首相的麦克米伦在议会辩论此事时，不得不哀叹英国政府的“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主张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在4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要求英方道歉和赔偿损失，并要求英、美、法等各国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声明中也宣布，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愿意考虑同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各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国民党政府在其江防被全线突破后，于4月22日下午仓皇部署总退却，并企图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许多机构仓皇迁移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崩溃。4月25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刘伯承、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的任务胜利完成。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中、东两突击集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东西对进，迅速在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包围歼灭南京、镇江逃敌五个军，于5月3日解放杭州，进逼上海。西突击集团分路向浙赣路齐头并进，到5月7日，先后占领浙赣路上的上饶、横峰、贵溪，解放金华、衢县等城市，先期截断浙赣路。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湖北孝感、黄陂，逼近武汉。上述追击作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浙赣路组织顽抗的企图，切断了汤恩伯与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汤恩伯集团一部在郎(溪)广(德)地区被歼后，主力约20万人退守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在蒋介石直接部署下，企图凭借囤集的大量作战物资和4000多处钢筋水泥工事坚守，并阴谋挑动英、美进行武装干涉。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既要彻底消灭敌人，又要尽量保护上海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市政设施、工厂、学校，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5月12日，第三野战军主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为避免战火波及主要市区，攻击部队采取钳形攻势，分别自浦东、浦西进逼吴淞口，逼敌退出主要市区，缩集于苏州河北，然后加以聚歼。第二野战军主力则在浙赣路上金华至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挑衅。

　　5月23日夜，解放军发起对上海的总攻，以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国民党军队。到5月27日，除汤恩伯率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余人全部投降或被歼灭，上海宣告解放。当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粟裕任军管会副主任。在进占上海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在第三野战军围歼汤恩伯集团期间，武汉地区的白崇禧拒绝中共提出的忠告，不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南地区的问题，并准备南撤湘、赣、粤、桂地区，继续抵抗。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武穴地段横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2万余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第二野战军一部于5月17日解放九江，22日解放南昌。第三野战军一部于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与进行渡江战役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先后解放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残余据点，使华北地区除绥远西部外全部获得解放。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和陕西中部部分县城，为随后向甘、青、宁、新进军创造了条件。

　　新世界的曙光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