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

　　20世纪60年代，中国工农业同时树起了两面大旗——大庆和大寨。从此，“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铁人”精神、“三老四严”、“战天斗地”，成为时代主旋律之一。

　　工业学大庆

大庆油田钻井第二大队大队长王进喜(左二)和工人们一起钻井。

工业学大庆运动

　　大庆油田是我国工业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周恩来喜气洋洋地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1959年9月26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随着一股工业油流从松辽盆地北部的“松基3井”喷涌而出，大庆油田正式诞生，粉碎了国际敌对势力以石油为武器，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企图。从此，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石油工业屹立在世界东方。在此过程中，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在“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的艰苦条件下，践行“三要”(一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二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国争光)、“十不”(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计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分内分外、不分前方后方)的誓言，拼命鏖战三年拿下大油田，并从1976年开始，连续27年实现5000万吨以上高产稳产。至今，大庆油田仍然保持年产量4000万吨左右。截至2019年，大庆已为共和国开采了23.9亿吨原油、1320亿立方米天然气，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大油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石油开发史上的奇迹。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充分体现了大庆石油人以振兴国家石油事业为己任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和担当奋进作为，成为激励中华儿女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一面时代旗帜。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在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千方百计地帮助大庆解决油田开发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当得知大庆职工看病就医有困难时，1961年7月，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批转了石油部和卫生部关于建立大庆油田职工医院的请示报告。

　　当时各地都在压缩基建项目，中央批准大庆新建这座医院是很不寻常的。通知下达后，大庆的干部、职工都很激动。

　　那一年的8月，刘少奇在结束了对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林区考察之后，于百忙之中视察了正在会战的大庆油田。刘少奇来到油田领导机关所在地——二号院，同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刘少奇很乐观地说道：“大庆到处热气腾腾一片兴旺景象!这个油田搞得很像个样，希望很大。”

　　在1963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四百二十多万吨，为我国实现石油基本自给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年的6月19日，周恩来第二次到大庆视察工作。

　　这次视察，周恩来所到之处都与工人们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交谈，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生活和职工家属的情况。尤其是对职工的生活，周恩来问得最多最细。

　　来到西油库的栈桥下面，周恩来要上去看一看。栈桥很高，大家劝总理别上去了。可周恩来还是踏着扶梯，登上四米多高的装油栈桥，值班工人给他作了罐车装油的示范。周恩来见栈桥上没有一点油污，赞赏地点了点头，并关切地问当班工人：“冬天和雨天怎么办?”工人回答说：“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周恩来听了极为高兴：“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格作风，我要向全国宣传!”

　　随着大庆石油会战进程的加快，来大庆视察指导工作的中央领导也渐渐多了起来。1963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周恩来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视察大庆，他对大庆人提出的“三老四严”(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赞不绝口。

　　1964年，中央领导到大庆来的更多了。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被誉为“红军之父”的朱德总司令来到大庆，与他同行的还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在大庆会战指挥部的二号院，朱德兴致盎然地为大庆题词：“大庆是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标兵，戒骄戒躁，永远前进。”他放下笔，兴致依然很高，凝神片刻，再次挥毫，写下下面的诗句：

　　八一参观大油田，采油部队建功全。

　　围攻四载荒丘灭，创造百年企业坚。

　　政治恰符群众意，指挥亦并士兵肩。

　　大军十万开天地，结合工农典范编。

　　经过三年多艰苦奋斗，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重大成就。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63年12月3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庄严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回荡，整个大厅沉浸在掌声和喜悦的气氛中。在这个庄严的会场里，只有一个人没有鼓掌。他端庄地坐着，抿着嘴微笑。他就是石油工业部部长、独臂将军余秋里。

　　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出于战备和诸多因素的考虑，会战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油田对外的称呼是“安达农垦总场”。随着中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也应告知于国人了。

　　1963年11月19日，余秋里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汇报了我国石油工业的现状。1963年12月24日，大庆油田负责人康世恩应邀向北京市一万多名干部报告了大庆会战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公开进行的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

　　12月25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一条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中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铁人”王进喜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引得全场轰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我看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嘛!要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大寨梯田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它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开启了全国范围内持续16年的“农业学大寨”。以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郭凤莲等为代表的大寨人也随之名满神州。据统计，在16年间，海内外约有100万人来到大寨参观、学习。

　　1964年的中国农业，经过了大跃进带来的满天卫星，继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还经历了60年代初的调整。随着包产到户的倾向被再一次压制，毛泽东全力护航的人民公社制度得以保存，但仍旧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怎样克服公社制度下“吃大锅饭”对生产积极性的伤害?怎样尽可能地依靠农民自身而不是国家来发展农村?1964年3月底，毛泽东在他停靠在邯郸的专列上找到了答案。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从大寨10多年来产量节节提高，到陈永贵带领大寨抗击1963年特大山洪的事迹，再到大寨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越听越有兴趣。

　　当听到大寨独创人人自评，又相差无几的“评工记分”法时，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提起了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几十万人过平均生活，不讲物质刺激，而靠革命精神激励而干得很好的故事。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平均主义，艰苦生产，政治挂帅，没有比大寨更好的范本了。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发出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大寨正式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走向全国。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经验”作了系统、全面的概括，他明确提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三点被称为大寨的“基本经验”，大寨其他的具体做法都被称为大寨的“具体经验”。推广“基本经验”，还是推广“具体经验”，此后一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个斗争和争论的焦点。

　　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自掏稿费邀请宾客的毛泽东指名要见陈永贵。毛泽东夸赞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还向在座的人介绍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三战狼窝掌”讲述的是大寨人奋战三年，将荒凉的大山沟改造成簸箕形的梯田。吃“冰碴饭”则是指在冰天雪地里，大寨农民筑坝造地不回家吃饭，由村里的妇女们做好送到沟里的热饭，由于路途遥远，送到时已冻上一层冰。

　　农民和干部们都认识到，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风潮中开凿而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是那个年代乃至今天都脍炙人口的名言。创造这句口号的陈永贵作为大寨的火车头，也成就了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辉煌。穿着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在文革开始后一路“夺权”，成为山西省委领导，更在1969年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中国的农业问题终究没有被“农业学大寨”所解决。此时的农业学大寨在文革的狂潮中，加入了过多的“阶级斗争”，大寨自己的粮食产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虚报。“农业学大寨”从生产实践走向意识形态化，成为人人念，人人学的不倒红旗。

　　甚至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新的领导集体仍旧把农业学大寨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经历了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不同政治时段而不倒的大寨红旗，得以屹立的不是“左”“右”的意识形态，而是计划体制与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1月，中共中央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农业学大寨”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