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为什么整风

　　在整风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党的路线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党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37年的几万党员，到1942年发展为几十万党员。党已经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重心。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

　　我们党怎样抓住这种有利时机，加强党的建设，以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我们党还有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党由于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这就是广泛地存在着的伪装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党八股，即三种歪风。这些不正派的思想作风，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常常兴风作浪，对于党和革命事业起着严重的损害作用。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当时党发展了大量的新党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还不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还缺乏鉴别能力。当机会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时候，他们常常受蒙蔽。

　　大家知道，党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意愿讲，总想早一点把党从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中解脱出来，使党尽快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成熟起来。但是，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仍然迷信王明，所以不便同他正面冲突，只能在理论上作一些研究，做一些启发引导工作。如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就是对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在政治上的批判；1936年12月在保安(现志丹县)为红军大学学员写的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系统批判和总结；1937年七八月间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石窑洞里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然而在党内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少人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重大意义知之甚少，对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面目还认识不清。

　　1938年10月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使毛泽东打消了搞不好党可能分裂的顾虑，决心在党内发动一场以学习运动为途径的思想斗争，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其思想影响，肃清其流毒。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针对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还特别指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说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吹响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号角。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这个学习运动是和检查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的。在学习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加强对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全党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这些著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党的建设基本原则上分清了是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团结全党，起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埋葬教条主义，并非易事。王明不会认输，他要反击，要报复，仍然要争夺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王明看来，正面交锋，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于是转换手法，以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企图继续欺骗群众，蒙混过关。

　　一方面，王明利用党内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不强，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天真幼稚，对理论的迷信，继续招摇撞骗，到处出风头，作讲演，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故弄玄虚，蒙骗群众。王明讲演时，每次总要抱一堆马列原著，放在讲台上，以显示自己读得书多，理论高深，是当之无愧的“理论家”。讲演中，根本不说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模式套；举例子，也不举群众熟悉的、国内的、根据地的，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运用革命导师的话时，总要把卷、套、节、页、行的数字都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确实像毛泽东所指出的“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王明的这一套装腔作势，确实吓唬住了一些马列主义知之不多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欺骗了一些阅历不长、涉世不深的青年人。

　　另一方面，王明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表面上规矩起来，甚至想方设法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讨好毛泽东，以达到他推崇毛泽东的假象。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王明特意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1941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曾到马列学院的大教堂里给师生作过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王明预感不妙，为抵消《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也跑到马列学院大教堂给学员们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讲完后，还给每一个学员发一本精装讲义，很漂亮。据说是在苏联印好后带回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公开在《中国文化》上发表后，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集主观主义大成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与此同时，他又写文章，吹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说：“毛泽东同志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南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的这些表演，在全党学习还没步入正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还是很能迷惑人的。他的错误路线虽然被终止了，但广大干部、青年学生对其本性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他的地位和影响，使他实际上成为党内二号人物。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颇深。女子大学学员曾有人称他为“王妈妈”，有人曾在大庭广众呼“王明万岁”的口号。许多人对他脱离实际而又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倍加赞赏，认为是“最高的精彩的”。1939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会，王明被推选为指导，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毛泽东是慈祥的领袖，王明是“不可一世的英雄。”

　　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对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作了全面的概括，指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策略存在原则的区别。并且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的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就从党的政策上分清了是非。但是，对王明“左”的错误在认识上并不一致。这种分歧表明，在党的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经验，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对党的路线政策问题，认识不一致。由此可见，要彻底克服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我们的党建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解放思想，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二)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

　　整风运动实际是一次全党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因此要完成整风运动，必须有正确的学习方法，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首先要求党员干部刻苦学习党所指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文献。在阅读中强调每个同志要反复思考，做笔记，写学习心得。个人学习和集体讨论相结合，遇到带普遍性的问题，组织更大范围内的座谈讨论，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武器，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其次在领会文件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深刻地反省自己，检查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工作，并指出自己努力的方向。这就为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打下了基础。最后，在反复地学习文件、讨论、反复地反省自己的基础上写出总结。用这样的学习方法，提高党员和干部的革命的觉悟，保证了整风任务的胜利完成。

　　整风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准备时期(1941.5—1942.1)

　　这个时期是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中心任务是从党的历史上的几次“左”右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求得一致的认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作好充分的准备。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此后，在全党普遍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中，重点组织了高级干部的学习。毛泽东用了半年的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随后于1942年10月编印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指出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广泛存在于党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即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是非。

　　首先报告明确提出了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其次，报告把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问题同党性联系起来，指出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是党性的表现。第三，规定了在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措施，这就是应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系统周密地研究，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

　　《改造我们的学习》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贡献。《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标志着整风运动正式准备时期的开始。

　　遵照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120多人，核心40多人，认真地深入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了党的历史文献，经过多次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为了搞好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央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性措施。如1941年4月，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6月，《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委员会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编好了这本书。7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了调查局。9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团结，党的历史问题。这次会议，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9月26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延安和延安以外各重要地，都要成立高级学习组。决定明确提出了学习要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研究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历史相结合，以达到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为目的。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12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9月起，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社论，引导全党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些指示。

　　在此期间，党中央还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陆续抽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为了贯彻整风精神，纠正党校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使党校切实担负起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重要任务，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改组了党校。党中央采取的这一个重大措施，不仅使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统一，而且为全党的整风运动作好了充分准备。党政军工学各部门各团体，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制定了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在一般干部中，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有关整风的文件。他们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几个月的思想酝酿，广大干部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入地开展整风学习。这样到1942年初，整风运动水到渠成地由准备时期发展到在全党干部中进行普遍的整风时期。

　　2.全党普遍整风时期(1942.2～1943.10)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期，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发展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普遍整风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学习和检查。这种学习和检查，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是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和著作。

　　普遍整风时期大体上经过五个步骤：

　　第一步，普遍发动。从1942年2月1日至4月2日，历时两个月，由各单位传达整风件，成立组织，制定计划，普遍深入地向广大党员和干部作了思想动员。2月28日，中央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了贯彻党的整风精神，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为了使党报在整风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中央对报纸进行了整顿。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月底，毛泽东召开了改进延安《解放日报》工作的座谈会，指出在整风运动中要好好利用报纸，并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向，进行了分析批评。《解放日报》改版后，面目为之一新，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党的喉舌的作用。

　　第二步，整顿学风。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于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之后延安整风运动转入学风学习。到8月初告一段落。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着重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在这个阶段，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建立和健全起来了。6月2日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下按中直系统、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文委系统、中央党校设分区学习委员会。

　　在普遍整风时期，延安共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延安整风进行到6月初，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对整风学习作了初步总结。根据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决定不仅在延安的党的领导机关中，而且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6月8日，中央宣传部印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自此以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

　　第三步，整顿党风。8月初开始，12月中旬结束。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中央更强调了反省自己，更强调了学和用的统一。在学习中提出检查的问题，有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问题，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对工作的态度问题，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纪律和民主的问题，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问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提出这些问题，更便于各个单位每个同志具体地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进行学习。

　　这个阶段，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中央还强调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小广播”的问题。

　　第四步，整顿文风。整顿文风是以12月18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开始，到1943年3月中旬结束，共3个月。整顿文风主要是反对党八股，挖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防空洞，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第五步，整风总结。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单位最迟于6月底对整风运动作出总结。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各单位全面地检查工作，对于普遍整风时期的学习作出总结，每个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总结。

　　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全党公布实施，《决定》总结了党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经验，提出必须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对全党的整风学习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这个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普遍整风运动的基本结束。

　　在延安普遍整风阶段，党中央还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直接领导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全部历史经验，统一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纠正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确立了以生产和教育为党政军民的中心工作。另一件大事是，在全党整风的同时，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运动，他们学习了整风文件，批判了反映在文艺界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1942年5月，中宣部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文艺工作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作了两次讲话，合起来构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这次讲话不仅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以上五个步骤，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各单位根据自己情况，学习的内容和时间上各有侧重，各不尽相同。

　　3.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1943.10～1945.6)

　　延安普遍整风结束后，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因而没有能及时转入最后一个时期，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时期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当时，我党85%以上的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历时一年半之久。

　　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在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以后，在党的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学习的方法，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首先学习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后又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学完了这两个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后，再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上来，把当前的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从现实问题出发，经过历史问题的学习，总结了经验，分清了是非，再回到现实问题上来，从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座，详细阐述了这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回答了同志们在学习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对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作了总结，肯定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历史上出现的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错误内容的分析，错误的社会根源的分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还号召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944年5月21日，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党自创建以来的全部历史，总结了整风运动的成果。会议进行了十一个月，中间召开了四次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1945年4月21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发生在党的历史上的各次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作了总结，并深刻地分析了“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和危害。《决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对于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说明，这样，使全党对党的历史有了统一的认识，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到此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这三个时期，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完整过程，如果没有第一时期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就不可能推进到第二个时期全党范围的整风学习。而全党范围的整风学习，又推动了高级干部的深入学习，讨论党的历史，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从而达到全党的团结统一，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