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困难，解决难民生产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是全国内真正实行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区域，在这里没有官僚资本，有的是党政军民的生产运动和扶助农民经济发展政策。也没有像大后方那样的封建地主的严重剥削，有的是减租减息、保障佃权的土地政策。所以边区的人民，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边区的农村，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而没有像大后方农村经济日渐破产的危机。因此，在这样的对照之下，外面的穷苦人民，都在向边区里奔赴。根据简单的统计，除绥德分区的移民因没有土地为政府动员迁移外，其余的移民，大部分是因为天灾，人祸，剥削压榨，无法生活下逃来边区的。据一般的统计，因为水旱天灾，无法生活逃来的难民，约9000余人，他们大部来自河南。住在关中分区者，共1737户，约5211人；住在富县者，共715户，约2078人；住在固临者，共136户，约4600多人，其他延安、安塞、甘泉、志丹及其他县份，亦有一部分移来。

　　因不堪黑暗统治，苛捐杂税，拉夫绑票而移来边区者，亦约9000余人。其中从大关中、汉中移来者约2200多户，约6000余人；来自甘肃而住于我新正、新宁及陇东各县者，约500余户，1500余人；来自宁夏住于我三边一带者，约千余人；来自宜川方面而住于我固临者，153户，约595人。此外来自横山、榆林一带者，多住于延属及三边各县。另有来自山西、河北等沦陷区者，为数亦不少。

　　这些移难民的职业，绝大多数为农民。据新宁、赤水、淳耀、同宜耀四县统计，农民占全数移民93.6，手工业工人占5%，商人占1%，士兵、学生占0.4%；另外有自甘宁来者，一部分农民兼经营商业。虽然没有全部的移民职业统计，但仅从这四个县的材料看，就可见其一般了。同时，这些农民，绝大多数又是赤贫如洗的，他们到边区来，仅带一些破烂的行李和简单的农具，很少的带有少数牲畜。据延安县的统计，1943年的移民，885户中，带牛45头，驴21头.但这些移民大部分是边区内地的移民；只有来自宁夏、甘肃等地者，有的还带些牲畜，其中有些则为逃避大后方的残酷剥削，而逃来的。如移来我盐池县之99户中，带有白黑羊564支，牛13头，骆驼14头；移来庆阳县的51户，带有牛42头，并且随来就买地耕种；移来环县的117户，带有耕牛137头，驴150头，羊1411只。从这里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不仅外面穷苦的人民向边区里移居，而且比较的小康之家，也因为没有民主自由的黑暗统治和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而有逃来边区的，所以，只要我们的移难民政策能彻底执行，边区的人口是会更快的增加起来。

　　边区的移民工作，从1940年起，开始有了注意，但是在1943年以前，只是局部地区注意移民，主要的还是自流状态。在1942年10月高干会后，移民工作，就从自流状态，进到了全边区各分区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了。这从下面的数目字中，完全可以得到证明。据不精确的统计：1941年，边区移民共7855户，约20740人。1942年边区移民,为5056户，约12431人。到1943年，即为：(一)绥德分区：移出1836户，约4961人，全劳动力2293个，半劳动力473人，总计劳动力约为2529个。(二)延属分区：按七个县市的统计，安置了移难民3089户，约9414人，计3578个劳动力。仅延安县即为982户，3045人，约1133个劳动力。(三)关中分区：安置移难民4146户，12736人，约4593个劳动力。(四)陇东分区：安置移难民529户，2281人，约700多个劳动力。(五)三边分区：安置移难民273户，1039人，约300个劳动力。总计全边区移出与移入共为9863户，约3万多人口，达到了1941、1942两年的移民数量。其中除绥德分区为边区内部人民移居外，其余移民，大部为大后方不堪生活的穷苦人民与敌占区的灾民。显然的，这个对边区的人口是有了很大的增加。在三年六万多移难民中约有18300多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平均以耕种20亩地计，即可扩大耕地面积366000亩，每亩以平均收二斗粗粮计，每年即可收粮食73200石。这个数目的估计，不论耕地数量与收获量上，都还是较低的估计。从这里看到，边区的耕地面积有了扩大，粮食生产量自然也有了增加。这一方面使地尽其利，荒山变为良田；另一方面使人尽其力，穷人变为富人。这种事绩，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才能做出来，除此，在全国的任何地方是不能做出来的，拿大批的灾难民逃来边区这个事实就可证明这一论据。

　　在陕甘边土地革命开展之后，打倒了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肃清了盘踞多年的土匪盗贼，这里人民才从数千年的黑暗社会里，见到了光明的天日。于是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经济也逐渐的有了发达。但是因为反革命武装的“围剿”和骚扰，农村的经济和人口，又受到了相当的破坏。在民国十三年陕北的大旱灾后，从绥、米、榆、横一带曾有少数人民移往“南路”开荒安家的，有的则单纯在渡过灾荒后，就又回去老乡，有的则开荒三二年稍有积蓄后，也搬回去了。所以，在延安十县的人口，总不能很快的增加。

　　国内和平统一后，1939年边区发动了生产运动，农村的经济才逐渐的开始繁荣，在土地缺少的绥、米、横、榆等地人民，为了就地耕种，于是贫苦农民就向延安、鄜、甘等有荒地的县份迁移，边区政府1940年3月就有优待移难民决定，1941年又有两次布告，1942年春又颁布优待条例。这时候延安县首先注意这一问题，所以在几年的开荒运动中，收到很大的成绩，全县人口增加一倍，户数增加一倍以上。可是全边区则尚在自流阶段。乃至1942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总结了边区的财经问题，在他作的《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小册子中，指出了移民为农业政策之一后，在一年来的生产运动中，证明了移民问题在边区生产建设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边区境内，有的地方是有地无人种，有的地方又是有人缺地种，如果不把这种剩余的劳动力与剩余的土地结合起来，则边区农业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在边区的五个分区内，绥德分区是土地缺少，劳动力剩余。其他延属、关中、陇东、三边四分区，则或多或少都有荒地没有开垦。譬如：绥德分区五县，只有耕地面积1209702垧，但人口即有512071人。每人平均有地两垧多些。再拿劳动力来说：据统计有106795个全劳动力；有34819个半劳动力；合计则有124209个全劳动力。每一个劳动力所有的土地，在吴、葭等县约有七八垧，在绥、米等县约有12垧。平均起来，一个劳动力只有九垧半土地。按边区的农作条件，农业技术论，一个全劳动力，至少可耕种15垧土地，再加上畜力的补助，即可耕种到30垧左右。以此推算，纯以人力论，绥德分区，即有三分之一约四万个劳动力是可以移出的。

　　至于土地剩余无人耕种的荒地，仅据1944年延属专署对延属一个分区的统计：延安县有荒地30万亩，甘泉县有35万亩，富县有80万亩，志丹有50万亩，安塞有10万亩，固临有5万亩，延长有8万亩，合计约为158万亩。以这些土地所需的劳动力来计算，还需要15万个劳动力才可以开完所有的荒地。其他陇东、关中、三边各分区，因为没有荒地统计材料，这里不能说出具体的数字来，但一般的估计，荒地不会比延属分区少的。从上述的两个地区，两种情况来看，显然的，土地与劳动力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的现象，造成了土地与劳动力不能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使得边区的生产运动的大量开展受到障碍。因此，为了要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开展边区的移民运动，在人多地少地区大量移出，在地多人少地区则大量吸收外来移难民，就成为边区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由于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党、政、军、民对移难民的帮助，所以到边区来的难民，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在一年中间大部分都可以有吃粮了，在两三年后，就可以安置庄稼独立经营了。根据延安县柳林区一百五十七户移民的经济发展情形：从生产方面来看：第一年，一面开荒，一面安庄稼或打短工，卖柴，作手艺；第二年，就可以添置农具，喂牲畜，完全自己种地，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产。从生活方面来看；第一年，一半靠借粮，一半靠自己劳动所得；第二年，只需少数赈济粮，大多数可自给；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

　　延安县如何解决难民参加生产问题

　　1.历年来延安难民增加统计表(数目字是每年增加的，延安市不在内)：

　　换句话说，户数增一倍以上，人数将增一倍。

　　移来难民主要住在川口区、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这些地方荒地很多。

　　2.移民来后，政府替他们解决生产困难的统计：

　　3.解决难民生产困难的办法：

　　第一，土地是很多的，我们提出公荒谁开归谁；私荒本人不开，让难民开，三年不出租子，以资鼓励。

　　第二，住窑的问题。开始是住旧窑破窑。以后再有人来，因为多是找亲戚朋友、社会关系来的，来时住在亲友窑中，住下就打窑。还有是头一年先来一人，把窑打下，第二年搬家眷来住。

　　第三，吃粮在农民中进行调剂。今年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后还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鼓励老户借粮，政府保证归还。另一办法是：发动老户与难民调分子、安庄稼、揽工，条件由双方自愿订定。让老户主家剥削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难民初来什么也没有，虽然被剥削，但不会使他们饿肚子。

　　本年统计：

　　调分子 359户

　　揽工 184户

　　安庄稼 466户

　　共计 1009户

　　这些户的吃粮，依靠主家解决。但调分子只能自己吃粮，安庄稼的、揽工的，则除自己外，还可解决家人吃粮，这样的有650户，一户以三人计，共1950人，加上调分子359人，共2309人，都是依靠主家解决吃粮的。假如要政府救济的话，一人一年五斗，需粮1154.5担，是多大的数目!所以安庄稼、调分子、揽工，条件由主伙双方自由决定，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不但吃粮问题解决，扩大生产增加了粮食，每户以一个劳动力计，共有1009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打二担粮，可以增粮2018担之巨。除消费外，尚可余863.5担，到第二年，这些人就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了。

　　第四，籽种、土地，都是发动农民给难民调剂。籽种秋后归还.土地出租子，政府保证。

　　第五，举办难民农具贷款，解决开荒工具，收效很大。假使各方面问题(吃粮、农具等)配合不好，会耽误开荒。所以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

　　第六，对难民的负担问题。坚持执行边府优待难民的决定，三年中没有负担，相反地，政府还给解决各种困难。今年县、区、乡政府干部节省十担，用以拨给难民。中区三乡解决难民吃粮，各种动员工作尽可能少负担。

　　4.难民为什么要来延安?

　　(1)我们真正解决了难民的困难，特别是1940年解决难民的吃粮，把影响扩大了。单是川口一区，就给难民调剂了300担粮，这样难民在1941年就来得多了。

　　(2)政府的号召力固然大，但是难民自己将所得实惠告诉自己亲友及其他社会关系，来得更大。我们在来的难民中找拿有绥德分区所发难民证的很少，原因是怕在那里拿了安家钱、证明书，下来不自由，或变成公家人，宁愿自己找关系找钱来。

　　5.对今后移来难民的意见：

　　(1)发动难民利用社会关系去找人来。

　　(2)县、区政府认真替他们解决困难。

　　(3)边区政府拨一部分粮款帮助他们，秋后归还。

　　(4)坚决执行优待难民决定。

　　由于延安县很好地解决了移难民参加生产的问题，所以，移难民成了一支生产劳动大军。1943年2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支生产劳动军在延安——延安县的移难民》的报道详细报道了延安移难民参加生产的情况。

　　延安县在1937年的户口是7703户，人口是33705，可是在一九四二年户口增加到16446户，人口增加到64292人，里面极大多数是从延安县以外移来的。全县五年增加户口8473户中就有8009户是移难民，占增加户口的91.6%。而人口五年中共增加31587人，其中就有29704人是移难民，占增加人口的94.3%。这就是说，在延安县说来，移难民是增加人口的主要原因。如何安置这样多的人口从事生产事业，的确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下面是历年移难民增加统计表，数目字是每年增加的：

　　在每年移来那样大的人口，我们用了极大的努力与各种办法来解决他们住的窑洞、吃的粮食、生产用的农具、籽种、肥料。一般说来，难民的劳动力是很强的，延安县荒地很多，他们一来就安置在有荒地的地区，从事垦荒耕种。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就是移难民来时很穷，什么也没有，第一年打下经济基础，第二年进行生产，就变成富裕的了，第三年第四年变成中农、富裕中农或富农了。所以在绥德榆林一带，民间有这样的话流传：“下南路发财去”，“吃乾饭，生活过得美”。事实也是如此。这里举出一些移难民在数年中经济发展的几个例子。大家知道的劳动英雄吴满有、马杏儿，就是移难民，在努力生产中发展起来的。此外还如：

　　杨和福，45岁，三口人，1939年1月从米脂来。来时只本人一人，一无所有，妻子留在老家。本人来后给杨红旺调份子(二八份子)，秋收后，分得粮食10.5石(30斤斗)，洋芋200余斤。7月将妻及儿子接来，住在马市沟李家渠。1940年因去年分有粮食，买一条牛，开始自己种地，开荒36亩，打18石粮食，由雇农变成自耕农。1941年又买耕牛一条，除种原地外，又开荒24亩，共种60亩地，收粮22.5石。3月给儿子订婚，12月完婚，但8月妻死，花费多，卖了一条牛。自己被选为村长。1942年种地，二个劳动力，使用单牛一条，收粮42石，出公粮3.5石，公盐165斤(合洋1，360元)，本人不当村长，担任该乡合作社主任，入合作社股金375元，现在家内已打下了经济基础，可以饱食暖衣了。

　　刘海秀，年23岁，榆林人，全家男7女5，共12口人，其中老2，小3，中年7，有劳动力3。1941年1月单身来延安，给人家调份子。是年分粮10.5石。11月全家搬来，12月盖房子数间。1942年本人给人家调份子，家人开荒18亩，种熟地18亩，共36亩，收粮30石，借农具贷款110元，买农具开荒。入合作社股金120元。今年准备两个劳动力种地，一个参加合作社工作。

　　黄文有，米脂清家寺人，全家4人，男2女2，一个劳动力。1941年12月来延安，带驴一条，1942年开荒18亩，收粮7.4石，无负担。借农贷110元，并借食粮1石，现担任农贷组组长，今年准备扩大生产。

　　杜长惠，年45岁，横山潘庄人，全家8口，4男，4女，劳动力3。听说延安优待难民，1941年2月就来延安。借农贷700元，买耕牛一条(800元)，借吃粮二石三斗，当年收获粮食10石，无负担。1942年又增开荒12亩，共种42亩，收粮22.5石。全家生活舒畅了。

　　李玉明，横山人，年30岁，全家人口11名，男5女6，劳动力2。1941年3月来此，借农贷500元，买牛一条(700元)，开荒30亩，收粮22.5石，1942年又增开荒12亩，共种42亩，收粮37.5石，家庭经济发展了。

　　从这些例子中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移难民的劳动热忱是很高的，是生产中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只要好好组织生产，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的。

　　第二，难民来，不但在起初几年中不负担义务劳役，公粮公盐也减免，并且享受了民主的权利。自己选村长，自己管理自己，参加了社会公益事业的活动，如合作社。不分阶级、民族同等享受优待与公民权利。

　　第三，政府是尽量帮助解决生产中困难问题，如土地食粮，农具贷款等，以便利他们充分发展生产。初来时很贫困，二三年后光景好起来了。

　　延安县在安置难民上做了些什么工作?按移难民上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粮食和农具。这些移来的人民中，绝大多数是雇农、贫农、揽工的，所以有的来时除了一些破烂不堪的行李，一些锅碗外，什么也没有的。好点的带了一二把农具，当然也有很富的，这是个别的事情。因此：

　　首先，是要解决移难民耕种的土地。我们划定川口、柳林、金盆三个区，为本县移民区，特在川口区马市沟里划一新民乡，即今的三乡。这些地区荒地很多，又肥沃，森林野产很多，只要移难民有劳动力开荒，所开的荒地，地权归垦荒者所有，政府并给以土地所有权证。初来的难民，除垦荒外，还要种些熟地，熟地由政府代为调剂租种。开的私荒地，地权归原有者，但有永租权，政府并规定，初三年不出租，以鼓励移民垦荒种地。至于先来难民除尽自己劳动力开的荒地外，假如把某一块荒地占为己有，这是不容许的，应让另外的移民开垦。对于私荒，所有者不开，劝其让给移难民开垦。有时政府代为拨给移难民垦荒。但所有权仍归原主。土地问题就在这样的办法下解决。

　　其次，粮食。移来的人民中，90%以上都没有吃粮，这是一个大问题。假如不解决食粮，会沦为游民，不从事生产，给社会治安增加许多困难。我们用了许多办法，解决他们在生产中的食粮，使其安心垦荒。一个办法是全县从老户中借粮，调剂给难民吃。1940年到1942年三年中，调剂食粮达1623.38石。为了鼓励老户借粮给新户，在1942年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后还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并且政府保障归还。第二个办法是号召老户给移难民安庄稼，调份子，雇揽工，条件由双方决定。让老户剥削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难民初来什么也没有，虽然被剥削，但不会饿肚子，同时他们的劳动力用以扩大了生产，增加了粮。再一个办法是，政府拨一部分救济粮。1942年县区乡干部节食十担粮，拨给难民吃。这些办法中，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移难民的食粮。假如由政府来解决也可以，但政府没有这样多的粮食。政府在极端困难下，仍每年拨粮帮助难民。

　　第三，是耕种用的农具。边府在1940年拨了25000元作为移民费解决农具困难。1941、1942年，举办农具贷款数10万元，收效很大。一般说，移难民开荒要镢头(铧还不需要)，只要有了镢头，移难民开荒的热忱很高，往往天黑还不休息。再一个办法就是发动老户借用。在马市川沟难民中，有这样生动的故事：一个妇女丈夫在外做工去了，她在荒山上等别人开荒累了，休息吃一袋烟时，马上借来掏地，人家休息过了，还人家镢头，又等着。

　　第四，调剂籽种。难民特别需要洋芋籽，早收，产量多，可以当粮食吃，垦区恰恰缺乏洋芋籽。我们在老户中进行调剂，1942年调剂洋芋籽13555斤。

　　第五，来时住窑问题。开始是整理破烂庄子的旧窑，住满了，在先来户中，拨给一部分。移难民有劳动力，自己打窑，窑打下，头年粮食收下，于是把家眷搬来住。

　　这里举出川口这新民三乡安置移难民的情形：

　　在1939年，马市川沟里的庄子，就到李家渠，往后就是荒山野兽出没之所。从边府1939年划该区为移民垦荒区后，到今天四年中，从过去11个庄子，发展到去年的48个。最近划了6个庄子给金盆区，尚有42个庄子。

　　下面的几个表，就是其发展的情形：

　　注：外省是山西、河南、河北、湖南五省(1942年9月调查)

　　我们可以说，该乡已经是富裕的乡了。全乡经济发展了，担负了公粮公盐，人民生活已经改善。在1942年春天时，县府负责同志去解决他们吃粮时，他们有的吃粗糠、吃榆树叶，政府很迅速的立即拨粮食数十石。秋收后复去该乡时，家家条囤装满了粮食，政府干部去，招待吃馍吃肉，虽未完全丰衣足食，也达到了小康之家。经济发展了，人民自动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成立在安家寺，集中股金56万元，供给该乡人民火柴布匹等。在延安市，市场出卖粮食，大都是该乡的人民。他们出卖粮食，买布匹、买食盐……光景是一天天好起来。政府给该乡移难民解决了些什么问题?主要是食粮。在四年中共调剂食粮达500余石，农贷款50余万元。土地很多，只要有力量开，要开多少就有多少。县区级干部经常到那里解决问题。

　　数年中，延安县安置移难民遇到许多困难，也想法克服了。可以说，对安置移难民工作，在干部中、人民中有了认识，有了经验。1943年的生产计划中，准备安置一万移难民，从事生产。具体的计划：

　　金盆区、柳林区及川口区、姚店区、延河以南半个区，划为本县垦殖区，可吸收移难民10000人，估计有2000劳动力，每劳动力开荒九亩，共计开荒18000亩，可增粮食3600石。移民垦荒办法：

　　第一，举办难民农具贷款450000元，以解决垦荒工具，可买镢头2000把，锄头1000把。

　　第二，解决食粮。二千劳动力春耕三个月，一月一劳动力吃一斗五，三个月四斗五升，共需900石，其余八千人吃粮，每人抵半个劳动力，吃粮二斗五升五，共需1800石。以上共计2700石，由政府在农民中互相调剂，秋收后归还。政府另拨粮一部分接济之。

　　第三，优待移难民，保证三年不出公粮。

　　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移来的人民很多。据金盆区负责同志谈，1943年来的比上年来的还多。但是延安县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了，给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二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10万人口以上，那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了。固然，新移来的人民，给政府、给当地人民一些困难，但终究是有好处的。如果每一个劳动力，每年增加细粮3石，历年增加食粮如下表：

　　上表每年劳动力，是当年增加与上年增加的劳动力共起来算的。38586石粮食增加，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估计，一个劳动力有的可以达到年打10石粮的。假如人口增加，劳动力增加，劳动效能提高，不单可以自给(现在已经自给)，缴纳公粮，还可以有粮输出。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