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的晏福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众多开国将军中，有13位独臂(含独腿、独脚)将军。在这13位将军中，独臂将军晏福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以其独特魅力，在军内外享有盛誉。这位曾经在战斗中多次负伤，两次被同志们误认为牺牲，而开过两次追悼会的战斗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生产英雄，得到毛泽东的题词：“坚决执行屯田政策”，受到隆重表彰。

　　晏福生(1904—1984)，原名晏国金，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为醴陵市)。1923年到安源煤矿做工，先后参加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纠察队，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回乡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湘东独立师第三团副官，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第十八师和第十六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10月在甘肃天水罗家堡战斗中负重伤，后被截去右臂。同年10月任西路军总部警卫团政治委员。西路军失败后只身辗转回到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晏福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上下细腰涧等战斗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一旅副政治委员。1945年5月任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三五九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一师政治委员，第十纵队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等战役。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参加宜沙、湘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4年4月7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一、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前的生产运动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创造了屯田开荒、生产自给的奇迹，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但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不是从南泥湾开始的。毛泽东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提交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专门提到，“一九三九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同进行了生产运动。一九四〇年，三五九旅担任河防，参加了这个生产运动”。早在1939年冬，三五九旅调回陕北，驻防警备区，担任黄河天险的守备任务期间，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自给的尝试。

　　三五九旅回防陕甘宁边区时恰值隆冬酷寒，但是陕甘宁边区物资供给情况已经是捉襟见肘，且边区财政无力资助充足经费，“被服原料采买困难”，三五九旅听从毛泽东“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克服困难、建设边区”的号召下，毅然从事生产运动。

　　首先根据当时最急迫的副食品问题进行生产自给，为其后南泥湾大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939年底和1940年春，党和政府发给的伙食费不敷分配，冬春蔬菜缺乏，严重地困扰了三五九旅干部战士的生活与训练，而且全部依靠老百姓供给的话，无疑也会加重绥德、米脂、吴堡军队驻扎地区群众的负担。因此，三五九旅、包括晏福生担任政委的七一七团，都投入生产运动中。在1940年夏季起，抢先实现蔬菜的自给，同时为改善肉类供给问题，开始养猪，计划做到年节时分的肉食自给。1940年的副食品生产，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自农历五月起，蔬菜自给的目标实现了，同时各个伙食单位都增加了生猪的饲养数量，每个伙食单位都有大小猪十余头，下半年改善了连队伙食，连队干部战士每个月都能吃到一斤肉，在大量的蔬菜和少量的肉食补充下，粮食的消耗减少了，“有菜半年粮，无菜半年荒”。但粮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在粮食生产问题上，晏福生等三五九旅干部战士在1940年打了一个“败仗”，成为其后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时牢记在心的教训。绥德、米脂、吴堡一带人稠地少，根本无法进行粮食种植，偶有荒地可以开垦的地方，远在清涧一带，单程就达百余里，来往耗费工夫，三五九旅迫于无奈也只能在清涧一带开荒，但开生荒，头一年不长粮食，且距离驻地过远，除草不及时，往返费工太多，收获所得，不敷购买工具和种子资金，这给晏福生等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一个深刻的教训。从事生产，仅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够，从事生产，仅仅有冲天的干劲是同样不够，必须得细心调查研究，筹划得当。1940年的开荒生产战线上的败仗，让像晏福生这样的三五九旅干部战士认识到，积肥、耕牛、农具、农技、除草等等，都是知识，掌握不了知识是不能做好开荒种地这项看起来简单的任务的，算是付出代价，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教训。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三五九旅尝试开办了自己的纺织厂。为了更好地推动生产运动，三五九旅供给部专门开办了短期训练班，训练班发现有河北籍的战士会织布，三五九旅给这位战士提供了一架木制机子，买了一块洋纱，让战士自己尝试织布，一举成功，十天即将洋纱织完，一天能够织布十丈，织出的洋纱土布质量不错，三五九旅经过科学核算，成本计算下来，比买布便宜1/3。因此，三五九旅作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部队建厂子搞纺织。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齐心协力，买木料由自己修械所制造木制机子19架，又从山西买来四架铁质机子，从部队抽调河北高阳籍贯等熟悉纺织技术的战士20多人，部队资金实在是紧张，地方上的商人也慷慨地用赊账的方式给三五九旅提供棉纱，三五九旅自己的纺织厂土法上马开工了。纺织厂经营情况良好，三五九旅在1940年12月把纺织厂扩大了，1941年初，取消全旅各级干部的勤务员，集中的一百多青年勤务员全部抽调到纺织厂学习织布，初步缓解了人手不足的问题；1941年初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由修械所再添置41架木制大机子，采购了2架铁质机子，初步解决了扩大生产机械不足的问题，利用边区政府发给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40万元基金中的10万元，用于购买土纱洋纱，并广泛结交各地富商大贾，打通了赊借原料、定期付款的商业渠道。开办纺织厂，让晏福生这样的三五九旅干部战士，初步懂得了工业生产、厂企管理、经营经商等方面基本的经验教训。

　　开办部队商业也是生产自给中的重要一环，让晏福生这样的干部更直接地懂得了经济规律、商业情报、商业网络等知识。三五九旅在东渡黄河参战之后，为了在兵荒马乱中解决物资供给问题，就开办了自己的军人合作社。合作社经营得还算是红火，在1939年9月，三五九旅接到担负河防回防边区的任务时，立即开拔，但中央和军区都没有能力给付开拔经费，三五九旅从合作社9400元的营业收入中拨付了5400元，剩余4000元的货款，在山西购买了货物，随同部队西行，1939年10月，合作社在绥德五里湾恢复营业，4000元的货物卖了2万多元，成为三五九旅当时的家底，像晏福生这样的干部再次领教了掌握市场、做好商品买卖的重要性，三五九旅军人合作社到1939年底结存现金3.1万元。1940年1月，合作社把经营地点移到绥德南关，改名“大光商店”，大光商店1940年赚得19万多元，成为三五九旅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要的财政补充来源。大光商店当然便利了军队购买日用品，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干部战士能够得到实惠，另外一个方面，便利老百姓购买布匹、纸张、油、盐等日用品，无形中密切了军民关系。还有，大光商店收入盈余，补助了部队经费，纾解了经费严重不足的极端困难。

　　从副食品生产、粮食生产、手工工场和商业买卖等方面，成为三五九旅生产自给运动的重要内容，改善了部队给养、巩固了部队，增进了军队内部官兵关系，密切了军民关系，积累了三五九旅在农工商方面的经验，成为进军南泥湾的重要序幕。

　　二、晏福生带领717团进入南泥湾，投身大生产运动

　　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三五九旅不久开进南泥湾，屯田垦荒。晏福生率七一七团驻金盆湾。

　　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晏福生遵照中共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组织部队上山垦荒，因为他知道，屯田政策是朱德总司令提出来的。总司令认为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力，投入有用的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打算，起初有人是不了解的。而晏福生同志他是比较自觉地理解了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党中央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实质上就是必须落实屯田政策。他坚决执行这一政策，就想出了各种办法予以贯彻。

　　晏福生一面与团里其他领导一起给各个单位明确任务、制定规划，一面深入生产第一线，做宣传鼓动工作，还经常挥着伤臂亲自参加开荒种地。看到开荒第一线人手比较紧张，他就在勤杂人员身上琢磨开了。他想，开荒和打仗一样，要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晏福生先做自己警卫员的工作，要求警卫员凡是不外出执行任务，一律要参加开荒。警卫员考虑到晏政委的安全，加之他又失去一臂，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因此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晏福生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告诉警卫员，现在不是在敌占区，安全问题不那么突出，而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任务很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晏福生还让妻子马忆湘帮助他做警卫员的工作。马忆湘知道丈夫的脾气，也极力支持他，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务，把勤务员也抽出来参加生产。在晏福生的带动下，全团上下纷纷响应，大部分勤杂人员都安排了生产任务。各级领导也都亲自参加开荒。这一来，光是警卫员、通信员、文书等，开荒第一线就增加了三四十人，一天下来，全团就多开荒地二三十亩。

　　在贯彻落实屯田政策的过程中，晏福生同志不仅有许多发明和创造，而且做到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比如，他工作耐心细致，检查开荒质量时，发现某些队开荒不打土块，撒种不讲究方法，这些都会影响粮食产量，便及时加以纠正；秋收时，他又发现某些战士倒背糜子，因为成熟后糜穗落在地上太多，造成浪费，这些事虽然细小，但他都将其及时纠正。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如果没有许多像晏福生同志那样，在开垦南泥湾的劳动中，及时发现并纠正了上述现象，则南泥湾的成绩便不会如今日的显著。

　　由于没有办法用手直接抡镐头开荒，晏福生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千方百计地自己找活干。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三连干部战士就在连长的带领下上山了。到了预定作业地点一看，荒地上的枣刺、藤条、茅草都不见了。大家都很纳闷，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在，是谁帮我们干了这活儿。战士们环顾四周，忽然看到不远处的山坳中飘起一股浓烟，好奇的战士们都往起火的方向跑去，透过烟雾，看到两个人正在来回奔跑着引火，其中一人一只空荡荡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

　　连长这才想起还忘了两个客人。昨天晚上，晏福生带着警卫员来连里了解生产情况，由于太晚了没有回团部，就住在连里。大家呼喊着跑过去，将晏福生围住。三连长夺过他手中的捅火棍子，感动地说：“晏政委，你昨晚为开荒的事和我们商量到了很晚，结果我们还回去睡了一会儿，你却跑到山上来帮我们做准备工作，看你眼睛都熬红了。”“没有的事，是让烟熏火烤的。”三连长不容晏福生再说什么，上前推着要他回去睡一会儿。晏福生指着火堆惬意地对战士们说：“看你们连长，我当不了壮劳力，放把火烧烧荒还顶一个人嘛，再说没有我提前烧荒，你们得窝工嘛。”连长赶忙检讨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周，硬是推着晏福生离开了山坳。晏福生回营地后，并没去睡觉，他让警卫员回团部告诉团长一声，他想再在三连待两天，深入了解一下生产进度以及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并嘱咐警卫员回去抓紧时间开荒。送走了警卫员，晏福生还是没有去休息，而是走进了伙房，操起扁担去挑水。挑满缸后，正赶上锅里的水烧开了，于是他又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三连的干部战士深受感动，干劲更足，成了全团的开荒先进连。

　　播种了，禾苗出土了，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晏福生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

　　三、把南泥湾精神带到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汗水浇出丰硕果。当年，七一七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们在生产运动中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在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称赞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不仅在政治上与军事上起了保卫边区的作用，而且解决了大量的财政供给问题，并为三五九旅颁发了“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边区政府还奖励了22名生产英雄，晏福生名列第三。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亲笔给生产英雄题写奖状，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介绍了晏福生的主要成绩：“积极领导完成了开辟南泥湾的艰苦任务，各业生产成绩好，制度严格，管理生产人员严格。部队生活水准提高，供给充裕，以食油论，每天即可食油五钱。两年来该团补充被毯1700条，现有锄头千余把，其他可以想见。”①

　　晏福生是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的生产就热火朝天，硕果累累。西北局高干会后，他被调到警备第一旅当副政委，负责全旅的大生产，很快取得丰硕成果。为此，晏福生再次被选为生产英雄。在新的岗位上，晏福生继续保持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继续发扬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迅速打开警备第一旅的大生产局面。

　　晏福生到了警备一旅后，积极宣传三五九旅的生产成绩，加强领导，组织竞赛。最初，警备一旅的战士开荒强度低，壮劳动力每天的开荒进度为二分半，引入生产竞赛后，出生产小报，营造开荒种地的氛围。同时，注意科学安排进度，统筹协调，哪个地方可以种小米、哪个地方可以种苞谷，必须根据土壤等实际情况而定，充分听取庄稼把式的意见，不能搞主观意志。科学安排生活，农具、生活、卫生都要保证，尽量保证农具，对于个别地方，如槐树庄的部队，在开荒进程中粮食等不能及时保障的话，由旅供给部及时保证，战士开荒过程中出现外伤，及时给予医治，开荒进度，尽量给开荒的干部战士以更好的条件，经过周到、细致的领导，警备一旅有战士的开荒进度达到三亩八分。在农业生产中播种、除草、收割、晒谷等环节，都特别留意发挥有技术的干部战士的作用，确保有劳动有收获，经过1943年的开荒屯垦，开荒32492.7亩，收粗粮6443.11石，远远地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细粮生产306.4石。除了粮食之外，还收获白菜、洋芋、萝卜等2280189斤，从1943年6月开始就实现了蔬菜自给。除了农业之外，警备一旅还借鉴三五九旅，大力发展纺织厂，开办被服厂，开办了一个铁厂，利用河南的移民开砖瓦厂等等，警备一旅的生产搞得红红火火，迅速扭转了之前生产不力的局面。因此，1945年春，边区在延安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晏福生再次获得了毛泽东题写的奖状。

　　1963年春，晏福生调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生性正直的晏福生因为看不惯林彪的死党、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对上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对下独断专行的做法，多次在党内当面对黄永胜提出过批评，触到了黄永胜的痛处。“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指示广州军区成立了专案小组对晏福生进行清查，整理“材料”，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迫害晏福生。乐观的晏福生却把折磨看成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事情，他“始终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从不做一件违心的事”②。

　　1971年，晏福生夫妇重回工作岗位。1982年9月，晏福生出席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候卫刚

　　①《受奖诸同志职务及主要成绩介绍》，《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②马忆湘：《风暴雨狂意气酣，遗爱雄碑泪化丹——忆晏福生同志》，《株洲日报》1985年4月8日。

　　联系群众的楷模——毛泽东题词表彰的22位生产英雄/陈燕楠主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