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

　　1991年8月，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由邓小平题写书名、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胡绳主编的党史基本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这部党史的成功除了内容层面的创见，还体现在别具一格的编辑层面，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直面党史重大问题，以敏锐的时代意识增强党史的当代性，以扎实的资料收集保证党史的科学性，以恰当的叙事技巧提高党史的可读性。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辑出版过程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如《人民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所说，“高度重视和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注重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史资料和党史著作的编辑出版是党史工作的核心一环。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关键阶段，为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掀起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热潮，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组织实施了1928年六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的编辑工作。《六大以来》的出版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编出《六大以来》使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一个武器。把党的历史文献编出来，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了心服口服”。此后，鉴于党内同志提出的“研究党的历史干脆从党的一大开始”的要求，毛泽东又组织胡乔木、陶铸等同志编辑整理了党的六大以前的重要文献。1943年，为直观呈现、科学总结党史上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还组织编辑了《两条路线》。这几本党史资料，不仅成为随后几年党内学习教育的基本素材，还为认清党的路线、凝聚党的共识、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促成七大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文革”结束后，党史工作进入新的阶段。“阴谋家、野心家为了篡党夺权，总要篡改历史，这是一条规律。有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党史资料，即使以后出现野心家篡改党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可以把确凿的史料拿出来，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推动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务部门纷纷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掀起访问老干部、老革命、老同志，征集与党史有关的回忆录，编辑党的领导人文集、年谱、日记的热潮。此外，为了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1985年，党中央还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以杨尚昆为组长的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小组副组长由薄一波、邓力群、胡乔木和胡绳等几位同志担任。

　　1990年3月8日，经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召开适逢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动荡，国内外不少人士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迷茫。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科学合理地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经验，坚定人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编写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实的中共党史”的要求随之提了出来，这部党史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最初，“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指定胡乔木主持《七十年》的编辑工作。座谈会结束后，胡乔木很快从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中挑选了一支七八人的写作队伍，其中包括沙健孙、金冲及、王秀鑫、戴鹿鸣等。随后，胡乔木在几个月的时间中多次组织《七十年》写作班子谈话，讨论写作思路和大纲。然而，由于胡乔木身体条件恶化，从1990年10月底开始，《七十年》的编辑工作交由胡绳主持。

　　据胡绳回忆，中央党史研究室原计划在1990年下半年集中力量完成《七十年》的编写工作，将其“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70周年”。然而，这部党史初稿的修改却耗时颇长，直到1991年7月25日前后才初步定稿，提交中央领导审阅。

　　1991年7月28日，胡绳赴北戴河休养，当天下午就拜会了胡乔木，当面转呈了《七十年》的样稿。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同时对书稿水平有所顾虑，胡乔木最初对《七十年》的反应并不十分积极。然而，仅用了五天时间，胡乔木就迅速看完全书，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并在约见胡绳时提出“他要立即报告这时也在北戴河的杨尚昆同志，请他召集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

　　1991年8月8日，由杨尚昆同志召集，当时在北戴河的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杨尚昆处召开了一次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会上，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围绕《七十年》的写作各自发表了意见，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向中央报告，批准《七十年》出版。此外，会议还决定由胡乔木为这部党史撰写题记，交待该书编辑出版的动机和经过，表示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党史研究者和革命老同志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此书再版时能做进一步修订。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正式出版发行后，在党内外备受赞誉。据有关数据统计，这部党史著作甫一面世，发行数就超过500万册，“在广东，一抢而空，大概是现在非常需要”。1991年10月8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座谈会。与会中央领导同志对这部党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书不仅如实地写出了党在过去的岁月中“进行了哪些斗争，取得什么成绩”，还较好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问题，在政治水准、学术水平乃至叙述技巧上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