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我党秘书工作的三大转变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工作都从以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心向以抗日战争为中心进行转变，党的秘书工作也相应地进行了整顿和变革。

组织结构的转变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号召：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党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转变”。党的秘书工作在组织上的转变，比较明显的有如下几点：

增设副秘书长。在1935年以前，上自中央下至区党委均设有秘书长，主管秘书工作。但不设副秘书长，秘书处也不设处长，实际上是单线领导。

1935年12月恢复中央秘书处时，根据中央秘书长张文彬的请求，中央书记处任命王首道为第一任副秘书长。1941年9月28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此后，区党委以上高级机关也相应地配备了副秘书长，增强了秘书工作的领导力量。

增设秘书处正副处长。从1926年6月成立中央秘书处直到1934年10月因长征而撤销为止，中央秘书处和各地方秘书处均由秘书长直接领导，不另配备处长和副处长。

也是在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时，第一次任命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刘瑛为副处长。处长协助秘书长负责会务工作、文电处理工作和机关例行工作，副处长协助处长工作并主管直属机关行政事务、财务、党务和保卫保密工作。

中央局以上秘书处改为办公厅。这是抗日战争中秘书工作组织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1941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加强党的领导、加强调查研究等工作时，毛泽东提出加强中央秘书处的意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致同意。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人事安排，同年9月28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委任副秘书长李富春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办公厅内设秘书处、机要处、总务处、中直党委、中直管理局、中直机关保卫保密委员会、中直保健委员会和特会科等等。

此后，一些中央局也将秘书处扩编为办公厅，使党的秘书工作在组织上进一步得到加强。

工作方式的变化

国共两党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从而结束了“地下”状态。在这个转变中，党的秘书工作从完全秘密走向内外有别。有些工作在内部是公开的，在外部是保密的，即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在这个前提下，秘书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

194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中央秘书处”的意见中指出：

今后秘书处在政治上应加强对“政策和时局问题”的研究，在军事上应成为“作战室”，在党务工作上应“研究各地报告和提出意见”，在情报工作上“要研究国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在党政军上下级关系上应加强“工作联系”。

毛泽东的指示，为党的秘书工作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加强调查研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同时，党中央给秘书工作者一项特殊调查研究任务。

1941年9月9日王若飞起草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任务及其组织》要求秘书处做到：

首先必须经常综合国内外和党内外重大问题加以研究；

其次必须及时将党中央下达的一切重要文电发到各方面去执行，并及时调查各地“执行结果”；

再次必须及时把各地方和各部队上报中央的文件电报按不同性质分配给“有关部门及党部研究和处理”。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和各地方秘书处还分别成立调研室，专门从事调查研究性质的工作。

受命下发指令性文电。党的秘书处除下达文秘业务文电外，还授权以秘书处或办公厅名义下达非文秘性文电。

例如，1936年1月16日以中央秘书处名义《转发中央12月23日政治决议案内容致张国焘电》。

又如，1942年1月28日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名义下达的通知中说：“兹将中央政治局1月24日决议照录如下请执行……”

负责制定统一办公制度。党的秘书处或办公厅制定的办公制度，一般包括文件的起草、审批、承办、传递、归档、值班员的职责等内容。

例如，1939年6月中央秘书处发出的《中央直属机关暂行工作规则》就包括了上述内容。

有时也制定单项规章制度，

例如，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初期接连发出《党务材料管理办法》《关于机要材料之整理抄存及阅览办法》《关于汇编中央电讯和精减电文的决定》等。

不论是综合制度还是单项规定，各方面都必须认真执行。

负责情况交流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各级秘书处创办有《秘书处通讯》等内部刊物，进行业务交流。抗日战争时期，秘书部门奉命创办了政治、军事等多种文摘性刊物进行交流。从1936年至1942年，仅中央秘书处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就创办有《政治党务电讯》《党务资料》《军事电讯》《情报电讯》等。

这些刊物内容都是从机密文件电报中摘编的，通过中办小印厂油印或铅印后发给党政军高级干部阅览和使用。

文风的改革

国共合作后，党的秘书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与友党友军的公文往来颇多，公文格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党对秘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例如，1937年7月11日《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成仿吾和舒同任秘书处长问题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电报中说：鉴于与友党友军公文往来颇多的情况还在发展，今后选拔秘书工作者必须注意以其“了解对外政治”“通文理”“熟公文”为条件。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各地方和部队秘书工作者根据上述精神，对文件书写和电报办理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公文改革。抗日战争初期，受友党友军的影响，我方有些地方单位公文中出现了“等因奉此”“所拟不合”“碍难照准”“仰即”“案查”等旧衙门式用语。党中央对此提请各地注意。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发出《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严厉批评了某些不正之风，要求党政军一切公文采用“直起法”“直叙法”和现代“结构法”。公文要讲程序和格式，更要讲实际，陈词滥调必须革除。

电报改革。随着与友党友军互相通报的情况增多，电报办理也必须采取内外有别的原则。

在内部，采取一报一密制，用“A”表示急电与密电，例如一个“A”表示事务性电报，两个“A”表示一般机密和急电，三个“A”为加急电，四个“A”为绝密特急电。

在外部，为了与友党友军通电方便，也采用代月、代日和代时的办法。即用地支的12个字代月；再用东、冬、江、支、微、鱼、虞、齐、佳、灰、真、文、元、寒、删、铣、筱、巧、皓、贺、马、养、梗、回、有、寝、感、俭、豏、陷、世等31个字代日；再用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12个字代时。

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很重视对文风的整顿。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某些文件和文章中存在的文风不正缺点进行了严肃批评。毛泽东指出：一些文件和文章中存在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不负责任”等弊病，要尽快改正。毛泽东一方面选择了一些好文件和好文章转发各地参考，同时亲自选择党内数百份内容好、文理通俗、实事求是的文件和电报，编成《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等，供各方面参照和使用。